本文于2025年7月10日首发于耐观影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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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s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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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铁门”这一符号更适合表现腐朽的官僚体系了。在《国家公诉人》的开篇与结尾都出现了一道铁门，分别引入黑暗中的一束光和推向黎明后的黑暗。在电影开场，镜头由一扇沉重的铁门推入监狱走廊，而后我们会看到这片压抑的监狱里唯一的希望之光；而在片刻的黎明过后，结尾落在了缓缓关闭的警察局的铁门，等候我们的是无尽的黑暗。这种视听与剧作的对称式设计，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被官僚体系封闭的无力感。

第一道铁门后的牢房里，一位老囚犯正在焚烧上访信，火炉吞噬着冤情。洛兹尼察让镜头长时间注视这着老人，仿佛镜头与老人一样，对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麻木，直到一封血书的出现----血迹的深红色是这个场景里少有的颜色之一，另一个是炉火的橘红色，与暴烈的火其相比，这点血迹显得如此虚弱。 这封血书奇迹般地让检察官科尼耶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饰）收到，他坚定地层层上访，誓要让这封信沉冤昭雪。在与血书的作者斯特普尼亚克（亚历山大·菲利彭科饰）见面时，科尼耶夫被当局层层阻拦，狱警说这位囚犯身患传染病，似乎在以一种关心的语气劝诫，但这种将人以疾病妖魔化的手段对主角来说完全无效，他在坚硬的水泥墙前等了几个小时，终于见到被折磨得病入膏肓的斯特普尼亚克。

这位蒙冤者瘦骨嶙峋，满身伤痕，却依然对红色信仰抱有希望，在泣诉体制的同时又不忘重复自己对党国如何忠诚。而科尼耶夫探访后在去首都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位独腿老兵，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与斯特普尼亚克是同一名演员扮演。老兵慷慨激昂地讲述自己与伟大的列宁同志相遇的经历，仿佛要说服全世界人相信他这段“精彩的故事”。电影在拍摄这两个人物时都对他们的身体进行大量的展现，镜头对准了斯特普尼亚克的伤痕，以及对正陷入自己故事里的老兵的面部特写，把他们都拍成了雕塑，一种历史的遗产，正如他们所笃定的红色信仰。

科尼耶夫一路上访到首都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又在那里等了一天----我们总能看到他被官僚体制迫使等待，而背景中往往有一幅巨大的，不容违抗的伟人像盯着他。这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在科尼耶夫与总检察长谈话时达到顶峰，总检察长的正上方是等比例的斯大林雕像，这一设计揭穿了苏联的法律体系的遮羞布----这里没有法治，一切皆听命于最高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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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诉人》

与死气沉沉的政府大楼相比，不断移动的火车似乎是相对轻松的空间，柯尼耶夫在返回的火车上遇到了两位旅行者，在一段对当今体制的抱怨后几人开始侃侃而谈。紧绷了一整天的柯尼耶夫终于卸下心防，好像已经确信总检察长让他回去等消息是积极的信号。而乘务员竟然真的找来了一把吉他，几人在温暖的灯光下对酒当歌，如梦似幻。而这一切超现实的快乐在第二天戛然而止，当柯尼耶夫的脸被太阳照得惨白时，我们已然预料到他的结局。

洛兹尼察近几年的创作以纪录片为主，并把重点放在了历史影像资料上，比如《娘子谷大屠杀》（2021）和《基辅审判》（2022）。而这两部电影都展现了在不同的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带领下，人性被扭曲的形态，而洛兹尼察虽然没有站队某一立场，但我们能明显看出他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在《娘子谷大屠杀》里，墙上的领袖画像从希特勒变成斯大林，当地的人们对这两种政权都表示欢迎，影片甚至展现了乌克兰人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影像，这种对真实历史不回避的态度显然与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相悖。这部电影也未能受到如今的乌克兰电影协会青睐，洛兹尼察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些‘荣誉学院成员’对乌克兰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声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段历史。”

《娘子谷大屠杀》

《娘子谷大屠杀》以苏联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结束，而这场审判的影像资料被整理到《基辅审判》里。整场审判都往一个既定的结果推行，没有给凶手们反思的机会，也没有给受害者予以同情，只有通向另一批死亡的裁决。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司法机器的僵化与冷酷，以及对民众情绪的煽动。这两部电影在伦敦放映后，洛兹尼察谦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想呈现资料。但对历史角度的影像选择，已经表明了洛兹尼察对强权和民粹的态度。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电影学院（EFA）在战争初期发表了一份温和的援乌声明，而洛兹尼察表示这份声明“中立，软弱，且对俄罗斯的侵略顺从”并辞去了学院职务。学院在2022年3月1日再次发表声明，第一次将这场惨剧称呼为“战争”，第一次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并决定取消俄罗斯电影在学院电影奖的评选资格，掀起了电影界对俄罗斯的“取消运动”。洛兹尼察又对一刀切的行为表示不满：“有种倾向是将集体罪责强加给所有持有俄罗斯护照的人，或是整个俄罗斯文化，让所有人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承担集体责任。” 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取消运动下，洛兹尼察对此提出异议无疑会被推向风口浪尖，他随即被乌克兰电影学院开除。洛兹尼察对这种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的情绪表示抵触：“当乌克兰为了保卫独立而战时，每个乌克兰人言论的核心变成了民族身份。不是公民立场，不是团结人民抵抗侵略，不是民主国家为赢得战争的国际努力----而是‘民族身份’。不幸的是，这就是纳粹主义。”

洛兹尼察的姿态在当今的电影界实属异类，他不屈膝强权，也不迎合舆论，只为自己心中的正义做事。这似乎反映在《国家公诉人》的创作上，柯尼耶夫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受难者的形象。这种姿态会给作品注入热情，但也可能滑向自恋的创作惯性。

即使《国家公诉人》在银幕场刊获得了本届最高分，与金棕榈得主《普通事故》并列，但结果却颗粒无收。许多在晚上看首映场的观众也表示自己在放映过程中昏昏欲睡，“慢”这一字眼出现在绝大多数评价中。洛兹尼察的这次创作无疑在视听上迈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一大步，但这种用缓慢的节奏去表现体制的僵化的方式似乎并不能说服大部分观众。

观众们无从得知媒体给这部影片好评有多少是基于洛兹尼察的乌克兰出身，也无法得知评审团对洛兹尼察的无视是否与他和欧洲电影学院的恩怨情仇有关，只希望这部电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正如导演本人所说：“历史遗忘症本质上是历史记忆的缺失。当一个社会中发生的悲剧、创伤被遗忘或不被提及时，这种状态便会出现。最终，这些创伤会重新浮现，并困扰着试图遗忘它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