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邻”的主题下说到邻里，以色列的集体社区体制——基布兹，一定算得上是社会公正理想的典例。基布兹(קִבּוּץ/קיבוץ Kibbutz,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聚集”），是一种结合了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的集体乌托邦。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于1909年由犹太锡安主义先驱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休夫建立。一百余年过去，从最初的一批不愿继续流离的犹太青年怀抱着理想建立和加入基布兹起，到他们也开始重蹈一些人性覆辙，新生代出生、离去，人们又回归并摸索新的路径……基布兹实验在一些人眼中或许已经失败，但对很多人来说它又是仍未死去、在向未来积极生长的。下文为犹太导演弗莱利希于2013年12月在韦斯特波特的以色列圣殿举办电影放映前夕，所接受的《犹太纪事报》(Jewish Ledger)采访。本季度“邻居”主题影展中，我们将在3月27日(日)晚，一同赏析、讨论她的《创造属于我们的生活：基布兹实验》，从她对三代基布兹居民的采访中了解这一段复杂的历史。
...对话托比·珀尔·弗莱利希
记录片导演审视基布兹——过去、现在和未来
Conversation with Toby Perl Freilich
Documentary filmmaker examines the kibbutz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作者｜辛迪·明德(Cindy Mindell)
翻译｜林新钧、徐思行
编校｜徐思行、王竹馨
本篇字数 3375字，阅读需 5分钟
导演托比·珀尔·弗莱利希是一名自由电影制片人和作家。她是波兰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在纽约一个讲意第绪语的家庭中长大。
弗莱利希共同制作与编剧了纪录片《隐秘的生活：二战期间藏起来的孩子和他们的救援者》(Secret Lives: Hidden Children & Their Rescuers)。该片被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选为2003年十部最佳非虚构电影之一，并在HBO/Cinemax播出。该片还因“肯定了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而获得克里斯多夫奖。弗莱利希曾获新闻与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编剧奖提名，而《隐秘的生活》被提名为最佳历史类剧集。她也是获得艾美奖提名的《抵抗：犹太游击队不为人知的故事》(Resistance: Untold Stories of Jewish Partisans)的联合制片人——这是一部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出品的独立纪录片，于2002年4月在美国播出。弗莱利希是《前进日报》(the Forward)和《平板杂志》(Tablet Magazine)的特约作家。
弗莱利希2012年的电影《创造属于我们的生活：基布兹实验》追溯了基布兹的历史与矛盾。这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运动在巴勒斯坦逐渐成为以色列之时，定义了巴勒斯坦之何为。她接受了《犹太纪事报》(Jewish Ledger)的采访，讲述了不断变化的以色列是如何影响这一乌托邦运动的。
...CM=辛迪·明德(Cindy Mindell)
TPF=托比·珀尔·弗莱利希(Toby Perl Freilich)
CM：你是如何对基布兹运动产生兴趣的？
TPF：我姐姐从1968年起就一直生活在以色列，1972年结婚后搬到了提拉兹维(Tirat Tzvi)，一个笃信宗教的基布兹社区。她的五个孩子在那里出生，现在她的五个孙辈住在她生活的基布兹社区，三个住在另一个信教的基布兹。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时，我才14岁，基布兹看起来和今天的非常不同。当我的大侄子出生时——他现在40岁，是两对双胞胎的父亲，都在他生活的基布兹出生——他仍然睡在公共的婴儿屋里。在他四岁的时候，他们废除了儿童房——所有的基布兹都这样做，从70年代开始，直到1994年最后一个儿童房被关闭。转眼40年过去了，我的侄子仍然住在他出生的基布兹。他是一名律师，他的妻子是一名医生；他们都在基布兹之外工作，这是闻所未闻的、全新的基布兹模式。公用食堂一年365天都不供应三餐；社区里有一个收银机，这是从居民的预算中扣押的。
...总之，基布兹是一种我熟悉的制度。拍摄的想法是在2004年时萌生的。我想拍一部具有广泛历史意义的电影。
从一百年前算起，以色列现代历史的每一处都与基布兹制度相交相连，这是电影的切入视角。我越是仔细看这个故事，它就越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讽刺和悖论，而这个美丽的人类故事仍然在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上演。大多数非宗教性的社区运动都无法存活过三代人的时间，而我们正在进入基布兹的第四和第五个世代。基布兹得以维系的秘密是适应能力。基布兹从来不是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隔开的乌托邦社会，而是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为整个国家的需求服务。但是，不断地适应可能意味着消亡，这就是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原因：在一种制度变质为与最初不同的、不再是你试图保护的东西之前，它能承受多少变化？
我想拍摄一部主题不是关于阿以冲突的以色列电影，来告诉人们分配正义的问题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个国家正在进行深切的抗争，而人们究其一生都在为这些问题奋斗。
在研发和完成影片的七年里，很多人开始搬回基布兹。现在它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模式，不再是你祖父一代的基布兹了。它已经开始改变，年轻人正让它焕然一新。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内卷竞争不满，想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一种田园式的、更简单的生活方式。
...CM：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有发现什么令你吃惊的事情吗？
TPF：我遇到的所有以色列人，特别是住在城市里的，都问：“你为什么要拍一部关于基布兹的电影？” “这太无聊了，基布兹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的拍摄让]他们很惊讶，而他们也很让我泄气。然后我去了这些基布兹，在那里遇到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们都致力于基布兹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基布兹非常有活力。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方法，让它再次变得有意义，而且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他们的以色列同胞。我对此非常感动，特别是因为我有在美国生活的背景，在那里每个人都在探寻意义，但只是在自己生活中的，而这些人正在寻找让他们的同胞过得更好的方法。
2011年夏天，[这部影片]快要完成的时候，当时特拉维夫和纽约的街头上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星期六晚上，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一百万以色列人站了出来进行社会抗议，说国家需要社会正义。在纽约，却几乎没有几个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进行抗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它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建国精神。在以色列，建国原则是平等和社会正义，这些想法仍然十分鲜活；而在美国，建国理念是自由和无政府干预。尽管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经济动荡，也尽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明显的问题，但人们并不愿意大批站出来，进行抗议。2012年在电影的首映式上，有许多观众，我们也在问答环节中提到了社会正义的问题。
...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以为我会发现所有的老一辈对基布兹运动的变化感到心碎、失望，而年轻人则不顾过去或创始原则，一头扎进未来。建国一代告诉我，“我们命不久矣；这是我们创造的社会，因为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我们的子孙需要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创造那样的社会。”
我在影片中拍摄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家。他告诉我，“仅仅是我的孩子有干净的T恤穿是不够的。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干净的衣服穿。”他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能学到这些价值观的地方长大。这就是他们要创造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基布兹是为他们所用的，而非相反，这与老一代人的态度不同。
在以色列，即使“我一代”(Me Generation)想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想要喝卡布奇诺而不仅仅是一杯咖啡，他们仍然对分配正义的问题感兴趣，想要确保其他人的孩子也拥有他们的东西。
...我希望我的观众能够理解基布兹制度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复杂性，并看到这一实验的大胆性。马丁·布伯说，“基布兹是一个尚未失败的实验”，我深以为然。我认为，基布兹和创造它的人一样好，生成它的社会和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
CM：你发现的一些主要变化是什么？
TPF：旧的以色列像是一名古铜色皮肤的超级士兵，而基布兹尼克是这一形象的代表。基布兹尼克是战斗部队的成员和军事精英，其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如果你看看现在拥有高科技产业的新以色列，基布兹人通过与他们的人口极不相称的产业对国家的GDP做出了贡献。讽刺的是，有时只有最富有的基布兹人才能负担得起这种纯粹社会主义模式的无效率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角度下最为传统的一个基布兹，一年365天在食堂提供一日三餐，不用付钱。他们是一个富有的基布兹，坐拥一个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因此可以承受社会主义的低效和浪费。
旧制度是家长式的、沙文主义的、集权的，倾向于极权主义与铁腕，没有提供个体或个人的自由。如果你生来就是艺术家或学者——某个不符合基布兹模式的职业，或者你不想在田里或工厂里工作，你就会很悲惨。基布兹人知道，如果他们想留住他们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或吸引年轻一代回来，他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模式，允许他们的孩子追求不同的工作。他们明白这对基布兹来说可以是获利的。我想探索这种新模式。
...只有少数几个基布兹关闭了，大多数磕磕绊绊地苟活着。在270个基布兹中，有四分之三或多或少地被私有化。他们与资本主义魔鬼结盟，采用差别工资，这是我影片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过去，基布兹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运作。他们不区分工作的价值，但每个人都为这个有机社群做出贡献。无论你是在田里施肥、管理餐厅还是在工厂工作，不会有人说你的工作比别人的更有价值。这导致了生产力的缺乏，特别是当基布兹开始工业化时，一些人就会占这个系统的便宜。许多基布兹的财政状况不佳，无法再维持这种模式。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适度的激励措施，在收入中反馈出劳动的价值。
有些基布兹幸存下来，有些茁壮成长，有些仍在蹒跚前行。基布兹是为了养活人而建立的，多年以来，他们真的是在养活一个饥饿的国家。他们提出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模式，当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发展了农业技术，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在经营工厂，以保持他们自己的居民就业，但在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方面却效率低下。所以他们不得不从这种农业模式转型。大多数基布兹仍然维持着农业生产，但如果说农业曾经占他们收入的85%，现在则只占15%。他们仍然有田地和土地，但这不是能维持他们收入的东西。
令人感动的是，我总有遇到极具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完全盖过了我不断从他们在城市的亲戚那里遭到的嘲讽。他们真正纠结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新的模式。他们相信他们生活中潜在的社会正义精神，却依然发问：“我们怎样才能让它在21世纪成为一种紧要的精神，并给年轻人提供一种基于社会正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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