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剧情简介里的非洲象数量有些问题。非洲象的数量并非不足40万头（忘记电影是否如此介绍的了）。16年泛非航调的数字是个区间，且有一些地区未允许GEC团队调查。他们估计的数字是更大可能超过40万头（该报告的数据呈现比较复杂）。而数据其他的来源，比如IUCN，也是多于40万头的。此外，这里说的是草原象。非洲森林象还有约15万头。亚洲象比森林象数量少得多，为什么前者是濒危，后者是极危？其实，这些数字重点想表达的是趋势、灭绝风险，非洲象数量下降过快，栖息地侵占、盗猎问题严重，如不更加关注、投入保护，后果会很严重。
关于真实数字的估计，很难说哪份文献、报告更可靠。数大象非常难。可能区间越大越接近真实。草原象主要在南部非洲，约占总数的70%。而有众多大象是跨国活动的，几个国家均会选择在本国大象最多的时期进行普查，好让自己国家的数字更大。大象越多，密度越大，人们便能更多地利用大象，比如获得更多经费或是贩卖野象。
被采访大象问题时，我都强调说文字尽量不要出现数字，因为人们从不引用出处。但记者、编辑最终还是会加入未附参考的数字，似乎那样就能让文字更专业。而数字和相关表达往往采用最能获得流量的形式。
关于这部纪录片，我2017年初看时的疑惑是，为什么有些“坏人“的脸上打了马赛克，而有些“坏人”没有打。我当时认为打马赛克的可能是真实的偷拍，而没打的是演员、“人造”的场景。看完后，片子给我留下了莫名的做作感。
我很想知道，这部片子属于何种纪录片，它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所参评的奖项、所属类别的其他影片应该能说明它的真实性。
因对大象各方面问题的持续关注，我接触到了一些十几、几十年活动在一线的调查员，一些纯粹关注动物问题的人。其中一位告诉我，该片在东南亚相关的信息是窃取自他方的，而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突击搜查没有发生。
另一位纪录片导演的评论是，为展示象牙的非法贸易链，它无需用真实的事件来呈现。而此类纪录片的结尾都在给人以积极向好的感觉，这一点就是虚伪的。
我突然意识到了那种做作感来自何方，我先入为主地认为它是一部纪录片了。实际上它没有反映真实的非法贸易调查，且很大程度上在迎合观众、评委。比如，我认识的调查员并不想曝光、塑造个人形象，那只会让调查更难进行。调查，是有一群人在背后默默付出、常年密切关注的工作，抛头露面的往往是政客。追求促成真正改变的人，塑造个人形象的人，两者的言论和关注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人在片中都能看到。
非法产业怎么可能有积极的一面、有结局（happy ending）？军火、毒品、人口贸易或是其他犯罪行为会有尽头么？涉野生动物犯罪是一样的，产业内的人不会放弃利用自然资源赚快钱的机会，他们为了钱会做一切事情。
在非法贸易、犯罪调查活动中，人很难看到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们是持续在进行的。即使有，也是极短暂的。很多调查是持续了十年以上、经过无数人的协助、一点点积累信息才可能获得向外展示的短暂成果。我也时常收到10年前的信息，试图做些贡献、找出一些线索，但多增加任何一点信息都很困难。
希望是制造给公众的，几乎无法触碰到真实的人们。希望能带来传播和经费。就好像有些大企业家说要解决人象冲突、象牙问题，有些组织声称在全网消除了非法动物制品贸易一样，那些都是虚伪的，他们对产业毫不了解。人象冲突、非法贸易的存在不会消失。
关于片名，该片用的是“游戏”或“之战”一词，“游戏”是从犯罪者角度说的，而“之战”是从调查者角度说的。对于决策者来说，更合适的词可能是“实验”。因为政策或行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短暂的，全面禁止贸易也不一定就能保护大象、减少盗猎。一个政策的影响极其复杂，且只可能持续几年。只有在非法贸易者眼中，它才像是游戏，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被视为需要破解的“游戏”的一部分，他们非常善于找到漏洞，因为他们常年游走于法律之门脚下。而调查员需要远多于犯罪者的精力、物力才能理解前者精心制造和隐藏的通路。
为追求真实，人需要付出很多，物质、精力甚至可能是生命。大象或是任何濒危动物的产业问题都不是公众能轻易接触到的，如果不是日复一日的常年关注，到一线去调查，将文献和认可的圈子作为可信的信息源，人们不可能获得真实的信息，而只是来自媒体加工的、产业希望人们看到的。
作为调查员，我也逐渐理解了这些事。我不再关注媒体的言论，公众端的问题，意识传播的内容。偶尔的关注总让我感觉不舒服。我希望从产业内获得的信息，真实的信息。多年的关注让我认识了一些我认为纯粹的人，帮他们做调查的同时可以获得信息，让我持续获得产业内的真实信息，让我在疑惑的时候能获得解答。
很多人问过我怎么参与志愿者、帮助大象，我的回答无一例外是了解大象，热爱、坚持。如果有真正的热爱且是真心致力于这些工作，在了解的过程中会自行发现能贡献力量的领域。没有捷径！如果是为塑造形象、私利，人们也不可能坚持下去。不了解，自然也不会找对平台。此外重要的一点是，我接触的志愿工作是没有物质回报的，也无需支付巨额的费用。如果不理解它在何种层面互利，人也不可能坚持下去。我关注动保、大象十年，一直在做志愿者，没有任何人支持过我任何项目。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收入。有的只是自我满足、对自我坚持的认可。更多的了解大象，便能让我开心。
获取信息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不正当利用他人信息是很低劣的一件事。有些信息是一线人员多年调查才获得的，一旦泄露可能要牵连很多人、线人，后续可能要很久、找到新的切入点才能重新建立信任。调查工作不是简单聊天套信息，见个面、按照预设的问题说说话那么简单，交流可能要持续很多年。没有足够的知识、信息，那只会毁掉前期整个团队的工作。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非法贸易者不只涉及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他们进行一切能赚钱的非法活动，而且很多人有通天的背景，不仅仅是某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因此，艺术加工此类纪录片可能反而是好事，保护了那些真正的调查工作。
在调查圈，我也获得过一些邀请，比如去刚果金等国家调查非法贸易。做了那么多年的志愿工作，终有机会获得项目时，我是很开心的。但我对于这些项目方的背景同样敏感，我需要知道人们关注的仅是动物问题和真相，而不会非正当地利用信息，比如去抹黑另一个国家、伤害当地人。然而，我最终没有认可上那些组织。我宁愿一直做志愿者，没有收入，也不愿帮不认可的人。
由于不太关注网络，大多时候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很多事获知甚晚。当然也不想参与时事讨论。因朋友提起黄的大象项目和某个事件，我才知道网络上曾产生过激烈的讨论。我也才发现，黄早已被塑造为了青年领袖。看到赛雷话金的视频是在前几天，视频已发出了几个月。
事件的双方，我皆不认识。我只是从真正的圈内人口中听到过一些事，从那些我完全信任的人口中。也是因为自己一直关注大象，关注非法贸易，参与志愿调查，才想写写我了解的事。
关于黄在境外的评价，我听到的说法很客气，说他致力于塑造一个和他所做之事不符的形象。关于赛雷视频中批评的NGO，我也有一些认同，也是我一直为NGO做志愿者却未曾加入任何组织的原因。我更关注项目本身，而不是组织。如果目的纯粹，那我会愿意提供帮助。国内的很多新兴产业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正逐渐被公众认识，虚假之事盛行。在公益行业内，心怀强烈功利心的人很容易被反噬。我相信，有很多员工或志愿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那些打着公益旗号、目的不纯的组织，甚至做了抹黑的事，还有很多志愿者支付了大量的费用。这些事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
关于中南屋，我在2015年申请肯尼亚的科研实习时短暂关注过他们。当时我认为他们只是一个做志愿性旅游（voluntourism）（此类项目在西方很受欢迎）的机构，目标群体是gap year的学生。我从未有足够的积蓄去参与此类项目，因此都是独自去申科研实习的大象项目。我相信中南屋在保护工作中只有极少的参与，角色定位类似于旅游中介平台。这一块是国内的空缺。如果参与者放低期望，将项目视为旅游加志愿者体验，项目方脱去伪装、卸掉项目与参与者“简历”的挂钩，可能大家都会开心。
最后，提一下我反复强调的问题：动物保护（conservation）是远比研究项目更难做的。保护，听起来极简单的一个词，听上去就像社区工作一样简单（社区工作同样复杂）。这是它容易影响他人的原因。实际上它异常困难。保护需要持续做下去，没有项目结束的终点。它和研究一样要基于研究方法，要分析数据，同时还要面对多方利益集团，是掺杂动物、生态、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复杂学科。可以说保护是基于大量研究项目的长期社区工作。而传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研究是纯粹、客观的，研究时间和经费都有限制，可以只针对保护问题中的一个极小的问题。
那么，非动物研究背景的人或机构如何能做好动物保护？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和研究机构长期合作。因此，想要成为保护志愿者的人们一定要格外关注NGO是否与真正的研究机构有深度的合作。
关于抹黑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没有去考证，也没有看中南屋的任何文字，没有看黄的朋友圈（早已忘了如何加的他了）。因为那些都不是我关注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