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如果说一个导演是美院出身，你多半会猜他的片子是那种节奏慢腾腾的，固定长镜头居多的样子。
如果说一个导演是东北人，你可能又会觉得他的片子多少得有些喜剧成分，要是用了二人转演员，那至少能看个乐呵。
在刚刚过去的第16届FIRST影展上，一部叫《时来运未转》的电影摘得最佳编剧的荣誉，由评审主席章子怡领衔的评审团对电影的评价里有这几个关键词：
工整而松弛，不急也不缓，幽默戏谑且现实残酷。
......“我是不忍心把它拍成喜剧，这件事，本能上对我来说并不可笑，更多是悲悯。我是要为他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发问，一种质疑。”
这件事，指的是东北30年没落萧条的现状。幼年王赫泽生长在东北，平常每天和母亲分一平勺荤油吃，8岁那年举家搬迁，如今，那里的房子塌了，路也长满了草，车子一过，全是划痕。
这个发问与质疑，说的自然是，为什么这片故土会变成这样？这里的人有苦说不出？
从学画画，到考美院，再到毕业后拍中央台的纪录片，甚至给陈国星做了半个摄影师，一直到短片《海岛》入围了金马奖，王赫泽都没敢动手去触碰那段东北记忆。
时代早就来了，运位却没有得到周转，他一直静候这部长片处女作《时来运未转》的表达契机。
这个故事，在他的记忆里，是松花江边的厚厚的云，江边的芦苇丛，是父母引领他认识的第一个浪漫的地方。
...01.我的父亲母亲：贫穷下的浪漫，我总是惦记着
我为什么对东北的情感里有一种特别深深的悲情，就因为在8岁前，经历了特别多的具体的困难，都是东北生活的细节。
我们一家当时住在哈尔滨一个林区统一分配的平房里，25平米一套房子，这就很不错了。
因为我父亲常年在哈尔滨工作，而我出生的地方离哈尔滨大概有五六百里地，所以他很久很久才回一次家。在80年代没有直通车，倒车的话，那是一个很远的路程。
我妈说我小时候头发特别黄，容易掉头发。因为我们娘儿俩为了省钱，每天用一把不锈钢勺，从一个小瓶子舀一勺荤油，还是一平勺。除了这勺荤油，其它东西我就很难见到了。
你想想，我父母毕竟以前都在外边上过学，我父亲他当时是在北京上学，80年代回到黑龙江的林业厅宣传部门工作，你知道人在那个年代如果见过外边的世界，他回到山沟里心就不安稳，那是难以形容的差距，所以这种经历总会让我父母俩跟当地人有一点差别。
比如大家生活都一样艰苦，但父母仍然坚持在家里铺上木制的红地板，坚持用花纹的布把它刷在墙上，像壁纸一样。
父母在外边钓鱼，或者是写生时采回来一些野菜，把折叠桌子放在院子里，坐在院子里吃饭。
我看着天上的云，我觉得在80年代的一个东北林区，这应该是挺浪漫的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在当时不是普遍的。
他们内心深处有那种文艺梦，在当年他们可能也算偏文艺青年。
...其实我父亲是画油画的，林业局里人也都知道我爸是画画的，但在那时候，画画到底是个褒奖还是贬义，是正经过日子的人还是不正经过日子的人，这种东西其实印象就很模糊了。
我母亲是学生物的，哈师大生物系毕业，做了十来年的老师，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小动物，观察树叶、采集植物标本。
因为他们的引导，在我5岁的回忆中，没有母亲说的掉头发的事，我最先能想起的，全是东北松花江边的厚厚的云，江边的芦苇丛，像俄罗斯风景画一样。
夏天也没有现在这么热，母亲端着一大盆衣服领我到河边，她在那拿肥皂洗，我就在河边自己玩。
还有就是跟小朋友一起上下学，一人背一个水壶，或者捡一根棍子，追一些虫子，地上抓个青蛙再扔回水里。
大概在我8岁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13个月才发一个月的工资，单位开不出钱来，我猜想，父母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定要改变贫穷的生活。
于是我们举家迁到了秦皇岛，全家都改行了，母亲做外贸，父亲做装饰工程公司，没过多久，我们东北的亲属也都跟着过来了——75平的房子，住了19个人！炕上、地上，里屋、外屋，全打地铺。
当时有部电视剧叫《上海一家人》，就讲一家人怎么到外边打工，怎么艰难支撑，和我们家的那个状态很像。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天天就看那个电视剧，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吃完饭，亲戚都聚集在一起。
那时候，大家天天说的和聊的，就是怎么奔向美好幸福生活。
只是我和我东北的小伙伴也就此完全失去了联系。
...02.罗曼蒂克的崛起：《霹雳舞》真牛，《新龙门客栈》更牛
但毕竟我那时候还很小，满眼都是奇观，心里意识不到悲伤。
刚搬家那阵子，正好赶上1990年秦皇岛开亚运会，我在海边一走，就想，这是大海啊，跟江比起来可真不一样。
我跟着海浪跑，跟当地的孩子一起赶海，抓螃蟹、抓虾，发现这海里的鱼也跟江里长得不一样。
当时秦皇岛的同学家里已经有很多时髦的东西，有燕舞录音机，甚至还有索尼组合音响，也不知道那得花多少钱，都不敢问。
我也会叫同学上自己家来玩，也没有小朋友觉得自己住楼房，我住的平房，没人介意，我老妈还在炕沿上给我们切菜做饭，没有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那个年代里，人都没有歪点子，成年人都崇尚文学，一聊天全是诗歌，大家对财富没有像现在这样追逐，跟现在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与此同时，电影就走进了我的生活。
说起看电影，在东北林区的时候我就看过，虽然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小镇，但它的优点是——它是个国营单位，该有的配置都有。比如说医院、码头、车站，还有就是电影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时看过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就是《霹雳舞》，它对中国人观念上的冲击很大，大概是在上世纪85年、86年的时候，电影还没来，就常听大一点的孩子说，现在北京有个电影叫《霹雳舞》，老牛了，里边的人戴蛤蟆镜，穿灯笼裤，那鞋啊，鞋底老厚了，来回来去蹭都不漏。
说完之后心里就记着，等它什么时候能到咱们这放映。大孩子说，那还早着呢，得好几个月才能到哈尔滨，哈尔滨放完还得再过两三个月才能到咱们镇上。
...后来真的等来了《霹雳舞》的胶片拷贝，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整个人懵了！就跟看见外星人一样！
电影里有两个角色，一个白人，叫旋风，长头发戴礼帽，另一个是黑人，叫马达。这两个外星人来到我面前，告诉你其实舞还可以这么跳，你们那像广播体操一样整齐划一的动作就不叫跳舞！
从那以后，我们当地的通林百货就进了很多《霹雳舞》里的衣服裤子，年纪大的孩子都穿那衣服，里面是绿色或蓝色的跨栏背心，下身是牛仔裤，骑一辆二八车，其实也挺帅的。
这是东北的电影记忆，搬到秦皇岛之后，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学校每次组织看电影，一下午大家就特别欢呼雀跃，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向着某一家影院出发。
教导主任从队头到队尾不停地招呼着：“靠着马路牙子，靠着马路牙子，千万对齐队形，靠着马路牙子，靠着马路牙子……”那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我小时候去看电影的路上。
那时候记得看过《烈火金刚》，然后就是《霹雳贝贝》，还有一次特别奇怪，学校组织我们看《新龙门客栈》，片里有男女的情爱镜头，他们之间那种挑逗的语言，眉来眼去，我小时候是看不懂的，干嘛呢？衣服脱来脱去的怎么不打啊？
可能别的小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甄子丹被削骨，童年阴影嘛，但我从小在家里看惯了动物的标本，有点心理建设，甄子丹的手和脚被削成那样，从逻辑上我可以理解。
我是看到里边有个武器叫凤尾箭，整个人又懵了。就在开场，什么东厂西厂宦官勾结，乱杀忠良，把犯人当实验品，那个箭射出来以后在银幕上划过了一道弧线，跟巡航导弹似的，那种懵的程度，跟看《霹雳舞》时差不多的。
...我记得那个年代的人练气功，有个什么中华养生益智功，到处开办气功培训遥感大会，在遥感大会上，大家都为发现自己的天赋不能自已，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
当时的社会信息，和《新龙门客栈》的观影疑问都纠结在了一起。
我就觉得，这气功，是不是真的可以练一练啊？但气功没练成，倒是练成了我爸的手艺。
03.卧虎藏龙：疯狂长个，疯狂画画，疯狂认识这个世界
上初二的时候，我爸领我去少年宫学画画，一学还学得挺有感觉，喜欢上了画画。
后来有一个秦皇岛小伙伴，找我假期一起去北京学画画，说可以住地下室。
初二啊，我才十三四岁，去北京学画画，怎么去啊？我问我爸妈，谁能陪我去？我爸妈那时候都为了谋生，很忙，说你有同学和他家长陪着，你自己去吧。
我特别意外，你们不怕我被偷了，被卖了吗？
但我觉得我父母是这么想的，我这个孩子，一般的人贩子盯不上，因为我初一的时候身高一米五六，可初二时候就猛地一米八三了！一年长了30公分！
我爸说我长得像根葱一样，我不能再长了，无休止地长下去，以后买不着衣服跟鞋咋办？
我当时就在一种未知的恐惧里，一种是青春期的懵懂和身体的变化，甚至感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有点不受控制。
特别是初到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小孩，我才开始画石膏头像，他就已经能从下巴开始倒着往上画肖像了！特别炫技！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小孩？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啊。
除了学画画，生活上也是，人生第一次遇到香港小孩。我记得是1996年，我在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带领下去吃麦当劳。
在店里遇到了一个孩子，头发是棕色的，也不知道他是天生的还是混血，我们都穿跨栏背心，他穿了一件NBA篮球衫，里面穿短袖，外边穿跨栏背心，我们穿一条短裤，他穿的是七分裤，裤子上全是兜，等他一张嘴说话，全是粤语，还夹杂着英文。
就觉得这个世界差别太大了，汉堡包真的太好吃了。汉堡包那酱是哪来的啊，我还到商场里到处去找有没有卖麦当劳酱的。
从第一次来北京是跟朋友和他的家长一起，往后，就全是自己一个人了。现在回想，我对北京没什么向往，就是被画画这个事刺激了。
......那个时候假期去北京画画是全天无休，没周末的。从放假第一天来了以后，到回家，全都在这，一直是上课，上午上完下午上，也没空调，没电扇，就挡个窗帘，北京的夏天特别热。
有时候从北京回来，我问我爸，我这画现在能打多少分？
他说你这还早着呢，考美院，你现在能达到30%，还有70%得努力。然后就跟我说，他画过多少张画，那画能有多重，能装多少麻袋。
于是我就开始攒画，我有一个柜子是专门放画的，每次我回去我都看一看装满没有。
但画画的过程中，我对未来的溯源也发生过一些偏移，我不想考美院了，想考电影学院。
.........04.无问西东：毕业就进了电视台，拍摄崔健前布灯俩小时
80后都知道，以前中央台有个节目叫《环球45分钟》，王志文主持的，它里边有一个板块叫《电影魔术》，讲的都是特效大片的幕后，有《星球大战》《终结者》《阿甘正传》。
我记得《阿甘正传》里阿甘有个越战战友是残疾人，没有腿，拍摄的时候，就在他腿上缠绿布，后期再把腿抠掉，我很受震撼。
这是我每周必看的节目，掐着时间等着看，后来《电影魔术》这个版块没了，我就觉得特别失望。
但它给我一个观念——电影这个事情很牛。拍电影这事就在我心里发芽了。
除了美国大片，那个时候还发现有一部质感像旧电影一样的新片，叫《小武》，导演是贾樟柯。
当时有几本杂志，有个叫《艺术世界》，还有个叫《摇滚》，都会介绍一些独立电影，有时候在报摊上看到就买了。我还记得，当时《南方周末》报道第六代导演的文章比较多。
高中那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哥学画画的，但没去考美院，考上了北电，学的是摄影。我第一次听说北电，一查，还真有这个学校。
但是不知道电影学院具体要考什么，要现场拍一段电影，还是说怎么弄？
我爸就坚决不同意，他用激将法，说你学画画这么多年了，你是觉得自己没信心，考不上美院了你才想考电影学院的吧？
把我气得，我觉得我还是得先用画画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
终于，美院的通知书到手了，高考完那年假期，我彻底解放了，把我家VCD租赁店里的电影全租了一遍，整个夏天全在看电影，我还拉我妈一起看，说，妈，快来看，都是大片。
上大一的时候，我还画了一些跟火车有关的画，类似分镜头，就用色板和彩色画的，画里是我的童年，也可能是我将来想拍的东西，这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它在心里边一直还是有的。
到了大二，选专业，进了一个叫实验影像与艺术的工作室，以为和电影是不是有点关系，实际上也可能拍一些素材，但跟电影一点关系没有。
到毕业之后，我有一些同学签了画廊，大部分开美术班培训了，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旅游卫视做摄影师。
这也是一个老师介绍的工作，他说看过我拿摄像机拍的影像，可以尝试进入职业工作的圈子里。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一个应届毕业生，如果第一份工作跟这个职业没关系，可能也就慢慢渐行渐远了。
可是，你一旦接触到电视台，哪怕是在电视台体制流程里边工作，就有很多东西开始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创作，说架个机器拍到什么算什么，它有要求了。
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拍到什么，你为了拍到什么，应该怎么拍，潜意识里是与制片相关的东西，你用多长时间拍多少东西，有用有效，有没有机会再补拍。
...我当时签约的《艺文中国》，这是个52期的周播节目，特别锻炼人，因为它的拍摄量特别大，我最基础的拍摄经验都是从那里积累的。
当年这个节目有奥迪投资赞助，很巧，拍的第一期嘉宾是徐冰，那时他还没当美院的院长，而第二位嘉宾就是崔健，然后又拍了马岩松、蔡国强这样的人物，对我来说真是很长见识，第一次目睹艺术家或者文化人在真实生活环境中是怎么样的，他们跟你怎么交流。
跟这些名人最大的感触就是一点——人是可以靠自己的专业活得很有尊严。
人可以不是在电视台举着机器，天天像上班一样，人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擅长的事，同样能获得社会对你的尊重，获得自己的价值。
我还记得我们在后海拍的崔健，当时那里还没有现在的酒吧街，我特别感谢我的总导演，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和自由，让我自己去布光，现场所有的灯光师和摄影师的都听我的安排，我光布光就布了两个小时！
把灯架上，再回机器上看，说这个不行，这个没刚才的好看，然后再回到刚才那样，接着再回一回机器上看，还不行，还得再回来一些……
总导演和主持人就在那喝茶，也不吱声。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05.最爱：再干婚庆下去，电影离我就越来越远了
我那时候常常跟后期剪辑老师一起工作，慢慢就对镜头语言的接触越来越多了。剪辑老师会问你，有没有什么镜头想接在这，这俩镜头你觉得怎么样，接一起节奏行不行？在这种实践中不知不觉就把类似剧情片的经验积累起来了。
后来《艺文中国》还剩一点尾巴没拍完，因为我接触的人开始多了，就有人找我出去做电视剧的摄影，包括2010年的时候，我还给陈国星当过摄影师。
当时陈国星拍《冰雪11天》，故事背景就是2008年南方寒潮下的春运事件，那是广州公安厅组织的一个戏，整部电影的前期样片都是我拍的。
我是怎么入的组呢？是因为我之前给一个纪录片导演拍过片子，他后来拍了电视剧，正准备和陈国星联合执导《冰雪11天》，他就让我去见陈导，因为陈导当时想找一个偏纪实性的摄影师。
纪录片和剧情电影的差别在于电影有剧本，有纪录片的经验的话，你在现场拍摄的临场反应就比没有拍过纪录片的摄影师要丰富一些。
因为纪录片的真实是不能重来的，所以你一到现场就必须知道哪些东西是这个剧情需要的，哪些东西需要先抓到，哪些东西可以稍微放后一点。
第一次见陈导，是在798南门的一所高档公寓里，是当时剧组的建组所在地。我记得他的编剧还在里屋写稿，我在外边放我之前拍的东西。他说不错，听说我还会画分镜头，那你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能有啥想法啊，完全没有什么想法啊，我都不知道别人在问什么……但是他问啥我就得答啥。他可能觉得这小哥们对电影还挺有热情的，可以让他试一下子。
我后来跟着他们去广州，就住在当地公安厅的内部宾馆里，讨论剧本的时候，也是跟公安厅的人坐在一起。
当时就问，电影的开篇怎么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我就大胆说，我想这个影片的开篇的第一个镜头，应该是从广州站那个车站顶上这个字的背面开始，看的是这个字的剪影，而下边全是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上空的热气，然后这个镜头从广州站的繁写的背影升起来，跨过车站中间飘动的国旗，视角落在人群的上空。
陈导听完特别激动，我一边跟他说的时候，一边用笔就把这个东西勾画出来，他说咱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下能不能实现这个镜头！
所以这部戏的前期工作还挺鼓励我的，是我最早的非常宝贵的信心。如果那个时候陈导说，你干不了这个，这行你不行，可能我也就慢慢远离这个圈子了。
...现在想起来，每一步都挺偶然的。《冰雪11天》让我能摸着一点边，无论是专业上，还是人脉关系上，都能摸着一点了。
但因为那部戏后期周折的时间特别长，投资也一直不到位，我就又去给别的电视剧做摄影了，没有跟陈导合作到最后，特别遗憾。
我意识到，哪怕是导演，掌控一部电影也是非常难的。
2012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买了一套前后期设备，找了一些风投，想把公司的婚庆和宣传片业务做大做强。
又有几次偶然的场合，业内有人问起我，说赫泽拍过什么作品，我就把我拍的宣传片、专题片都拿出来，对方直接说，这都不叫你的作品，我很惊讶，给中央台拍的都不算吗？
后来我自己感觉，电影行业在往前走，而我离它越来越远。
怎么说呢，你说尊严也好，还是说成就和价值感也好，就觉得，这事干得对吗？再过十年会怎样，有意义吗？
我决定先拍一部个人的短片，先拍短片确实是因为没钱，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用镜头语言把故事讲清楚，于是就有了《海岛》。
.........拍《海岛》还有个渊源，有位纪录片导演叫顾桃，一位老大哥，拍过《敖鲁古雅养鹿人》《犴达罕》，我俩同时入围过2013年中国首届纪录片联盟预售大会，当时全国有60部由各地方卫视各电视台和制片公司选送的纪录片，正好我和顾桃大哥挨着，都是北方人，一聊就很有共同语言，回北京后，他就邀请我去宋庄，其中有次在饭局上碰到王宏伟，他就在我旁边吃饭，我说这不是小武哥吗？我就迷弟了，合了个影，就这样建立了一个沟通。
......后来我根据报纸上的新闻，想要去拍《海岛》这个故事，就觉得里边有一个小店老板的角色，挺圆滑，左右逢源，感觉挺像小武的。我就问宏伟哥，愿不愿意来演。他说没事，就当溜达一圈，我说咱那个片酬上可能差点意思，他说那都没事，咱们做短片得支持，你就说时间吧。
...后来因为《海岛》的制片主任有私人原因，想提前回大陆，临时把5天的拍摄变成了4天，结果有20%的戏没拍，对作品的损失还是很大的。
紧接着，向我推荐这个制片主任的监制也不管后期了，放弃了一切相关工作，片子的后续只能我自己想办法。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那个叫徐伟的哥们，他推荐了李点石来帮我剪《海岛》，后来去金马的那一年，李点石作为《七月与安生》的剪辑师也同时入围了金马奖。
生活就是这样，理想也有时来运转那天。
...06.攀登者：严肃是我的底线，是灵魂，不能丢
我在2008年到2010年给中央台拍片的时候，总会因为题材的原因，回到东北，在获得被拍摄者信任之后，掏心窝之后，我总会得到这样的信息——这地方，没啥希望，留在这干啥？孩子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得让孩子走出这个地方。
他们这种情绪和他们这种疑问，在你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出现，尤其是一到酒桌上，喝点酒之后，大家对这种现状的不满情绪就会放大出来。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人如果当初不干这个，他们能干什么，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因为我也回过老家，在80年代那里是双向车道，现在呢，路两边的草都长到中间来了，一辆车都只能勉强过去，我的车这么一过，都让草给刮出来一道道印。
房子塌了，桥塌了，路灯歪了……和当地的老乡一问，原先住这的人都走了，现在这里的人都是外地来的，来这买地、种地、囤地，人家要机械化生产，那些房子实际上全是空的，没什么人。
...对我来说是一次暴击，我觉得我最初的童年全塌了。
这时我在想，如果1989年我们没有搬离东北，会变成怎么样？
安于现状是不行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上班喝茶水、看报纸，人情礼往的那种生活，忽然有一天，这一切都失去了，被迫去自谋生路。
...我要把这个表达埋入我的长片处女作，也就是《时来运未转》。
当然这件事的起点也完全是意外，一开始就想上伊春去拍，特别巧，去伊春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我一个铁岭民间艺术团的朋友要叫上我一起吃顿饭，我就去找他，吃完了我继续上路，到了伊春谈完之后，再往回走，铁岭团的赵团长又打了个电话，让我去铁岭拍，我说我跟伊春那边都谈完了，他问，那他们什么条件？他们提供的这些条件我们都能提供，他们提供不了的我们也能提供。
赵团长他们的观点比较开明，但是他们也会有危机意识，舞台正在不停地缩小，现场的演出可能终究要走向衰落，以前赵本山出去演出，跟刘德华开演唱会一样，所以他们特别知道舞台的顶点在哪。
我当时过去的时候是在2017年，赵本山还没从铁岭团退休，范伟和潘长江虽然已经调离工作关系，但偶尔还会回辽宁拍戏。《时来运未转》到了4月份西宁FIRST影展创投结束，8月份就正式和铁岭团签了联合出品的合同。
...整部戏拍完，遗憾肯定也特别多，写了116场戏，最后只用了80多场。
当时拍摄的时候就有担忧，第一怕自己拍不完，其次怕自己拍完了以后内容丰富不起来，所以原计划拍45天，结果拍了75天。
本来想会拍成喜剧感更强的形式，但是拍完回过头才发现，它喜感并不强，除了有东北人说话本身的幽默。
我觉得，我是不忍心把它拍成喜剧，这件事，本能上对我来说并不可笑，更多是悲悯。我是要为他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发问，一种质疑。
...我父母看完这部片，他们心里边可能觉得，这事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要去想的，这么沉重，感觉我成了他们的同龄人，像个老头一样考虑这些问题。
我没有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东北导演，我后边的片子，还想在西北或者西南找个地方拍。
我也绝不是因为美院出身，就把自己归类到文艺片导演。但是，表达，是我的底线，也是我的灵魂。
我只想往更职业的导演的方向发展，讲好每一个朴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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