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以其蕴藏的艺术瑰宝和承载的厚重历史价值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也无疑是无数纪录片爱好者钟爱的题材。最近由腾讯新闻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出品、立春工作室制作的《敦煌师父》第二季已上线。不同于以往常见于电视节目中的敦煌纪录片所呈现的恢宏壮丽的华彩乐章，《敦煌师父》作为网生纪录片以一种平实而轻快的节奏谱写了关于敦煌的另类曲调，取千年敦煌文化中的一粟，聚焦于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大漠的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师徒情与匠心传承，讲述他们如何与时间交手，照看着莫高窟这座终将消逝却又亘古不朽的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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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师父》第一季选取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考古研究及数字化保护研究领域的三组师徒关系。相较第一季，第二季把视角放在“敦煌中生代”这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为了带领观众更深入、多维度地了解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这一季采用群像的形式，选取三位主人公：修复师杨韬、壁画临摹师韩卫盟和讲解员刘文山，通过对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刻画，呈现文物保护修复、美术临摹、文化弘扬三个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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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师父2》：宏大叙事下的人本观念与个体情感作者：秦雨濛编辑：张先声以敦煌守护人的师徒关系为微观切口“无论面对多么宏大的命题，人永远是故事的主角。”《敦煌师父》第二季的分集导演洲洲在导演手记中写道。修复师在工作之余的闲谈与逗趣、美术所临摹师们的激烈讨论、讲解员打卡后拿到洞窟的钥匙、工作面临瓶颈时的挫败、在画室里煮上一碗热腾腾的米线......这些在敦煌题材纪录片中鲜少见的画面被完整呈现在《敦煌师父》中，我们得以看到他们在专业采访和具体工作之外的生活影像。在《敦煌师父》第二季的预告结尾，敦煌研究院的一位位工作人员在莫高窟通往研究院那条被白杨树茵笼罩的柏油路上、在洞窟里和工作室的临摹壁画前面对着镜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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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立春工作室想要做一个关于敦煌的综艺节目。当时敦煌还没有成为新国潮下的火爆IP，虽是一门显学，但大多数人对于敦煌的印象是美好又神秘且遥远的，最开始的方案是做一个现代艺术与敦煌相碰撞的节目，但经过大量对敦煌主题节目的观察和在敦煌当地的前期调研后，他们发现艺术类节目实在是太多了，而他们接触到的研究院的守护人们是非常淳朴可爱的。“我们发现关于敦煌艺术的节目稀缺性并不强，而且当时市面上都是聚焦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等‘大敦煌’概念的节目，真正缺少的其实是人的故事，研究院专家和工作人员很多，只是他们不在聚光灯下，没有被关注到。”在调研中，丁淼等节目主创团队发觉敦煌研究院独特的传承关系：保护所的修复工作大多以师父带徒弟的传统形式进行接班交替，一个师父带一到两个徒弟，师父会将自己毕生的工作经验与技巧倾囊传授，如修复师杨韬，89年高中毕业来到敦煌工作，师从李云鹤，从和泥学起，直到成为了专业的修复师，目前最早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徒弟也已经带了二十余年。由此，一份以师徒情感关系为核心概念的节目策划案交到了敦煌研究院手上，在此之前与研究院合作的平台和媒体大多注重历史、文化知识的灌输，而非研究院普通工作人员——这些敦煌守护者们的传承故事，他们的生活和师徒情感，这便是《敦煌师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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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的《敦煌师父》依然延续传承故事这一脉络，但节目的焦点已然发生变化。斗转星移，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至今，一代专家前辈已退居二线，70后甚至80后的中生代成为研究院的中流砥柱，他们既要承袭敦煌先辈的精神和技艺，同时需要给予思维更加开放、亲近高新科技的敦煌新生代以指引，肩负传承与突破的双重责任，还面临着如何与科技共处的课题。这是敦煌研究院赵林毅院长的建议，他希望镜头对准的是研究院的中生代和年轻人，并且希望以群像的形式来呈现。相对于《敦煌师父》第一季中一对一的师徒关系，第二季呈现的则是由师父带领的一个团队如何朝夕相处、完成目标。如何在完成群像刻画的基础上保留对具体的人的状态与情绪的呈现，又将其统一于故事之中是第二季的难题。制片人方奕晗表示，这一季的思路的重心从人物转变为事件，“在上一季中出现一处明显的遗憾，我们寻找到了合适的人物，但在拍摄期间没有明确的事件，所以在叙事上缺乏动力，所以我们五月来调研时沟通了研究院的工作计划，用事件带着人走，人物和事件是分不开的。”在第二季中，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喜悦与颓唐、工作之外的生活细节和感想亦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和诉说，这与这一季选择的后期前置的方式不无关系。节目从7月初开始拍摄，8月初结束，一个月内三组故事同时推进，后期剪辑指导进入到了选题沟通和拍摄过程中，后期前置使得剪辑工作者能够将后期制作角度的意见传达给节目策划，提前了解现场和人物，融入故事，省去了大量看素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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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纪录片的演变之路与网生纪录片的新视野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邵注《汉书》时，将字面之意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寓繁荣昌盛之愿。以往敦煌主题的人文纪录片大多也如同敦煌其名，恢宏大气，制作精美，拥有跨越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1979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科教电影《敦煌艺术》以实地拍摄和展示为主，拍摄并解说了敦煌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和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让当时的中国观众能有机会较全面领略敦煌的艺术。1980年中日合拍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以寻访、旅行为线索，观众视角跟随摄制组从西安出发一路西行，重走丝路。2010年左右的《敦煌》挖掘了敦煌的微观历史，将镜头对准于生活在敦煌和对敦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情景重演的形式进行虚拟再现，串联起敦煌的前世今生。《敦煌画派》、《敦煌伎乐天》聚焦敦煌艺术其中一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敦煌绘画和音乐的演变史。2021年腾讯视频出品、跨国团队制作的《敦煌：生而传奇》讲述从大汉到晚唐众多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探究敦煌从偏僻的边陲小镇变成国际商业枢纽和艺术宗教中心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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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敦煌题材人文纪录片以“宏大”、“全面”为主要特点，形式更多选择讲解、搬演。敦煌文明纵向是绵延了两千年的历史，横向涵盖了地理、军事、文化、艺术各个庞大的板块，每个板块中都有复杂的细致分类，相互之间盘根错节，如莫高窟中，大到一尊塑像，小到壁画上的一个花纹，都能追根溯源，有可讲的故事、能探究的学问，因此大部分制作者着重于恢宏的历史观和时代命运，无法挣脱出“大敦煌”的概念，因循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精品主义路线。在这一宏大叙事之下，碧血黄沙和千载烽烟之中，耳边是无数英雄史诗传奇，抬眼是洞窟中的飞天和菩萨，具体的人的故事被掩没着，等待被发掘。《敦煌师父》选取的视角是敦煌主题纪录片的突破和补充，这既是敦煌题材陷入宏大叙事的惯性后的一次探索，也是由纪录片在流媒体时代的转型所决定的。纪录片经历了电视台制播、台网融合下媒体网站传播和流媒体平台制作三次浪潮，创作理念和特征也随之变化。在传统电视媒介语境中，历史纪录片“需要具备历史厚重感的史性与哲学凝思的诗性”，承载着影像史学的价值。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示了文物修复师们“接地气”、“不端着”的工作和生活，在互联网空间引发现象级讨论。《如果国宝会说话》、《我是你的瓷儿》等聚焦非遗文化的纪录片以拟人手法和年轻化语态突破圈层，注重娱乐化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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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师父》具有网生纪录片的年轻化、有网感的特点，节奏轻快、解说语言日常生活化，第二季为了符合现在观众的观看习惯调整了时长，将一个故事拆分为两集。但节目并不刻意追求轻量态，制片人丁淼表示，敦煌是具有一定文化积淀的题材，面向的观众是对敦煌有大致了解的群体和对敦煌存在好奇的群体，她不希望完全抛弃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而刻意贴合热点话题，必要的背景知识需要在节目中铺垫，让观众从心理和视觉上走入敦煌，“我们希望它还是一个有历史沉淀、有大国自信和文化情怀的节目。”在确定的节目调性基础上讲述个体故事，捕捉在“莫高精神”口号下敦煌守护者的世俗神性是《敦煌师父》的突破口。“在做前期策划时，我很担心我们的拍摄对象会过于‘了不起’。我担心他们对着镜头，会说出‘使命’、‘责任’这种话。好在，他们没有，他们给了我无数细节来展示他们的‘普通’。正是这些普通的、小小的人，在宏大环境里奋力使劲儿的样子，才显得弥足珍贵。”第二季总导演露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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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起巨石的西西弗斯-平凡人谱写的传奇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曾写道：“人类的痕迹就像沙滩上所画的一张脸，不可避免地将会被即将来临的海浪抹去。”莫高窟注定要面临物理消失的宿命。壁画上斑驳和黑灰色是落下的灰尘和铅丹颜料的氧化，大面积的空白是壁画与地仗中的岩体存在缝隙、岩体往下坍塌造成的空鼓和脱落。墙壁上的划痕和笔触来自各个朝代，仔细看还有俄语，是十月革命后逃难来的白俄人被关押在洞窟时写下的；古时每到四月初八浴佛节，老百姓会来洞窟居住，洞窟里有烧火做饭的烟熏；战争时来到敦煌的外国人曾粘走壁画，或抠去壁画上的金丝和塑像上的宝石……千年来历经暴雨冲刷、大地震和战争，所有痕迹层层叠叠覆盖在洞窟原本的模样之上，那些繁盛与辉煌，到最后或许只留下一片迷人的废墟。“以微薄之力，投入一场与时间的较量”是《敦煌师父》第二季为研究院工作人员们作的注脚。“大自然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抗拒的。”修复师杨韬老师说。他们明了这些壁画和塑像终将面临的命运，可还是要与之一搏，这种搏斗既带着悲剧式的英雄主义，也不乏一种尊重时间和变化的乐观古朴的哲学智慧。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修复理念从抢救性修复变为预防性修复，修复师们竭尽所能延续壁画和塑像寿命，同时保护洞窟中的所有历史现象，杨韬老师说：“我们就像这些壁画和塑像的医生，给它们做手术，但是尽力而为，实在没办法处理就交给后人，等到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时再解决。人可以一代一代繁衍，壁画是无法再生的。”“这是一个西西弗斯的故事。”制片人方奕晗说，“但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推石头，是一群人在推，一代接着一代。”是什么把他们留在大漠，甘愿成为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怎样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而不落窠臼，陷于责任与使命的老生常谈？“情”也是《敦煌师父》第二季中更为强调的，创作者试图探求每一个拍摄对象的独特经历和思考以及他们对于莫高窟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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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考虑宏大与个体的平衡，莫高精神是融入到他们的一言一行之中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呈现每一个真实立体的人。”讲解员刘文山讲到他每次面对新来的游客的欣喜和紧张，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可能是退休的教授、中科院的院士，或是对莫高窟了如指掌的历史文化爱好者，而敦煌研究更新迭代很快，又要保证专业知识的严谨，还要讲得引人入胜。修复师杨韬提到03、04年的时候，他在修复塑像时出去乘凉，遇到了一个台湾游客，聊天之后送给他一个当时市面上还没有的四节手电，他至今还保留着。美术所的窦伟复原了截金工艺，即是将金箔切成0.12至0.15毫米的细丝，用牛皮胶在画作上勾线，再将金丝粘贴上组成精美纹样。这一传统工艺因为太过复杂被后世简化为用笔描金，如果不了解制作工艺，很容易便会将截金武断地看作是描金。“可能唐代那个工匠在做截金的时候，就在等一个人来理解和发现他，我在想那个人等了一千多年，等的可能就是我。”也不可谓不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使命”和“工匠精神”这些概念拆解开来，敦煌传奇其实是无数巧匠、面壁人对于他们工作的体悟和追求，用一朝一夕编织成的，他们在日复一日重复性的工作中修行历练，保持热忱和好奇，在面壁之时与古人对话，于是在一笔一画中发现诗意。以平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热爱和价值实现为牵引，关注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情感和情绪，讲述平凡人如何铸就传奇，是《敦煌师父》第二季对于敦煌守护者们坚守大漠的追问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