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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关于女性与母亲的议题
相比「掮客」这个陌生的中文词汇，
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贷款中介一样，
影片把交易的对象换成了婴儿。
我会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口贩子」这个词，
是因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
都在讲述故事中的婴儿中介与人口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剧情，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
乌托邦社会才会发生的犯罪。
故事里每个在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既不是为了伤害别人，
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钱，
而是为了成全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为了让孩子不被抢走而杀死了孩子的生父。
东秀（东洙）为了让弃婴不在孤儿院里长大而成为婴儿中介。
尚贤（相铉）为了让交易可以顺利进行而惹上了杀人的官司。
故事里的执法者更加温情，
在不断自我质疑的同时，
还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后路，
以及未来融入社会与孩子相聚的机会。
这里的犯罪者们没有恶意，
这里的执法者们充满同理心。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身边的人，即便是在谎言之下。
影片从一个雨夜开始，
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结束。
过程中充满了是枝裕和式的「电影时刻」。
太阳雨下的道歉，
人物关系自然地靠近。
洗车房里孩子的闹剧，
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
逐渐明朗的结局，
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
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
是素英答应对每个人说感谢的话，
东秀（东洙）要求一定要关上灯。
在黑暗中说话的素英，
不再仅仅是羽星的妈妈，
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母亲。
代替了东秀和海进的妈妈，
甚至是相铉的妈妈，
感谢每一个人的出生。
这也是是枝裕和的电影
从《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来的主题。
当社会和家庭的出身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
Part 2: 从 Baby Box 到孤儿院的争议
电影的开篇，雨夜中的灯塔——
教会设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像这样的 Baby Box 在日本只在熊本有一个，
当他听说在韩国有三个的时候，
就有了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想法。
不过调查之后发现，
在韩国真正运作的，
目前也只剩下一个，
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各国 Baby Box 的情况。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婴儿箱的国家，
韩国朱萨朗社区教会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 Lee Jong-rak
听说捷克共和国有一个用于寄放婴儿的婴儿箱，
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韩国设立了 Baby Box。
导演是枝裕和在调查中发现，
韩国婴儿箱接收婴儿的数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务开始以来的15年里，
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经营的Jikei医院的婴儿箱里，
共有161名婴儿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婴儿箱里。
在韩国，自2009年12月
Jusarang 社区教会牧师Lee Jong-rak
设立婴儿箱以来的12年里，
已有1,990多名婴儿被放置在箱子里。
...（来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
世界各地的婴儿箱，多是由医院和教会安置的。
在电影中也呈现了人们对于「婴儿箱」的争议。
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拯救生命，
但是建立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
这为母亲丢弃孩子提供了机会。
影片中也特意给出了详细的数据，
比如只有1/40的母亲回来接孩子，
有些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不回复。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
要面临 6 岁之后就很难被领养的现实。
出身孤儿院的红人东秀（东洙）
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儿院，
因为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传说，
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儿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这里的孩子，
会一辈子留在孤儿院里。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故事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质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词，
女警官秀珍说：“如果不打算养，就不要生下来。”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
陈述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方式：
“釜山卖淫少女文某，
杀害一男子后逃逸，
把孩子遗弃在婴儿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诉的
为什么没有人责备父亲呢？
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男性在发生关系和使女性怀孕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
以及在发现女性怀孕后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绝承担责任。
素英作为卖淫少女，
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生存在社会的边缘，
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用肉体交换金钱。
在被动发生性关系、被动怀孕后、又被要求打胎，
在一系列「被动」的驱使下，
或者说在长期的被动状态下，
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即生下孩子、杀死父亲，
并且放弃成为孩子的母亲——
这一强加于她，
她并未做好心理准备的社会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对于素英来说，放荡（卖淫）、
犯罪（杀死父亲）和反社会（抛弃孩子），
成为了她获取「自由」，
也就是脱离一切强加于她的被动状态的唯一选择。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后被异化…当受精卵在子宫中着床，并在其中发育时，女人经历更为深刻的异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
导演是枝裕和说，在《小偷家族》里
讲述了没有生育的女性想成为母亲。
而在《掮客》里，
则是生了孩子的女性，
没有做好准备成为母亲。
两个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对姐妹，
他希望在电影中，持续探索问题的答案。
导演希望去反思，
人们对于抛弃孩子的母亲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Part 3: 大写的母亲，小写的身体
——对母亲的赞颂，对身体的控制
何为大写的母亲 Mother ？
母亲不是一种天性。
它是一个动词，它总是涵盖着某些行动与状态（生育、哺育、养育……）；
它是被政治与经济多元决定的话语、图像、技术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体；
它是一种可被操纵的模式——
即私有制将社会的责任转化为家庭的责任，
而家庭意识形态又将家庭的责任转化为母亲个人的责任。
「母亲」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被动的。
对母亲这一社会职责的肯定，
总是伴随着一种模式的确立，一种判断的标准。
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会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无酬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这被赞颂为「无私奉献」，
她也被期望可以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家庭劳动……
而大写的母亲——也就是集体意识上的母亲，
否定着所有无法遵循以上条款的个体。
而这种被融入集体意识中的后天价值判断，
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为母亲的个体，
时时刻刻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自我的忏悔，
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而无法承受这一强迫，
或因为物质条件的压力，
而将自己贬损为无法完成这些指令
并放弃这一职责的个体
——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样，
将迎来社会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审判。
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
为何小写的身体 body ？
大写的母亲先于身体存在，
因为它不以每一个女性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相反，大写的母亲塑造着每一个主体的认知，
并且作为一种身体的配置（dispositif）
和一种名为「母亲」的技艺（technique），
管理及规范着她们的身体。
以现代社会中备孕–怀孕–待产–产后护理–哺育等
这一系列的技术环节为例，
每一环节都要求着身体的顺从，
因为这都是「为了你和孩子好」。
这些程序保证着每一细节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
从而使母亲这一技艺得以被规范地操作。
而脱离了这一程序的母亲，则是非正常的母亲。
因此，由怀孕者自己决定
是否终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决权，
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
始终是一项难以控制与操作的未知因素，
因而被视为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节育环这一装置——即对身体的管制，
是管理者强加于个体的最直接体现。
而当代社会中，
堕胎权所引发的争议与对峙，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纷争——
即现代管理者想让它看上去的那样。
Part 4: 现代女性、母亲与家庭的更多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堕胎是对身体的控制，
但强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嫖客
和他的遗孀所做的那样，都是对身体的控制。
“自然只有被人的行动重新掌握，对人才有实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
以及社会舆论对她的身心控制之下，
她是无法，也没有可能
从女性自然地转向母亲这个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管制的，
她为了获得个体的自由，
只能选择打破社会规则。
在影片的中段，
素英遗憾地说如果早些遇到“你们”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识或者说社会常规的情况中，
「母亲」只可能是她一个人肩负的重担，
她从未想过，还可以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抚养孩子。
而《掮客》的结局，导演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把母亲的责任从一个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来，
由更多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一起共同抚养。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领养失败的夫妻和婴儿中介们。
在电影映射的当代社会，
素英重获主体的自由，
卸下被动责任的同时，
冒着可能再无法见到孩子，
以及被社会规训的风险和代价。
也许是枝裕和导演是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去重新思考，
每一个遗弃孩子的女性，
是否该被简单地
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这里我们先放下
卖淫少女、男性避孕、
女性堕胎、父亲的消失等等争议性话题。
单纯地从悲剧已经发生，
亦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
女性被动成为母亲的境遇来思考。
更多的社会主体——即我们，
是不是可以填补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单身母亲的边缘化，
从内里去理解从女性到母亲的身心变化，
去分担单一「母亲」的社会职责，
尤其是在个体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后我想用电影中的一个桥段作为结束。
“当摩天轮到达顶端的时候
被蒙住双眼的素英问，有点晃动了吗？
东秀（东洙）回答她，没事，那是因为到顶了。
什么也看到不到，真可怕，奇怪。”
希望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意识的震颤，
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权力在当代已经到达顶峰。
未来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不断下落。
是枝裕和喜欢把镜头对准边缘人
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也是家庭的边缘人。
以前违法犯罪需要越过暴力和金钱的边界。
今天可能思想和言论也成为了社会的边界，
社会中的边界越来越多，界线越来越窄，
你我和边缘人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是枝裕和说他喜欢釜山城市和山脉的对比，
他特意安排人物的罪行与善意并存。
如今在不建议堕胎、不可以放弃孩子，
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枷锁之下。
电影让我们试图理解「反社会」行为里的善，
而我们也更要提防「社会善意」中无行的恶。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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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0日小玄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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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参考资料：
采访：
是枝裕和戛纳首映记者会
是枝裕和 x 古市宪寿采访
书籍：
《 第二性 I 》西蒙娜·德·波伏娃
《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米歇尔·福柯
《身体之重》朱迪斯·巴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