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选择的这对夫妻本业或副业为作家，或许是导演刻意为之，如此一来便可以將二人在同一职业上取得的成就两相对比。而超越传统敘事窠臼的是这次为家庭牺牲时间的人是男人，面临家庭和事业双重滑铁卢的也是男人， 相反女人却扶摇直上，將自己的生活尽量在一团乱麻中安排得妥帖。我相信，如果是女人处在男人这般境地，自然也有办法不让家庭琐事过度侵吞自己的工作，她有一颗在事故后也依然努力振作的心，疗愈的方式可以说是写作。
从电影呈现的信息看，男人无法直面失败，他身为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许失败发生，而一旦成功没有降临在自己身上，他会选择以伤害別人或自己的方式发泄內心的愤怒（这只会陷入愤怒的死循环），他並不拥有一个情感疏通的路径（或许躲在阁楼上装修是，外放节奏感强的音乐也是，但这两者都无法从根源处解决男人的烦闷，毕竟他渴望的是外部世界的肯定），他接二连三被出版商羞辱的事实堵死了写作这条路。在法庭陈述中，女人回答辩方提问，指出吵架录音中最后的声响来自男人对自己面部和头部的击打，这符合上述对其性情的分析。男人的生活在儿子发生车祸后便已失控，事故因为他选择在那天写作而委托保姆接儿子放学后发生，这足以让他自责。
（还有一个比较站不住脚的推理，女人在写作的间隙同时选择结识新面孔来排解內心忧郁，而男人没有选择这条路，自始至终没有女人之外的第二性伴侣，或许是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重创了他在社会中得以傲然屹立的自尊心，且他会通过外界的评价来衡量自己的魅力，而女人逃脱了社会施加的这层规训，她所朝向的只是自身丰富的內心世界。）
辩方律师在法庭上以情感推演的方式重建男人生前最后一年的黑暗日子，他选择走进一个人真实的內心世界，尽管这依然是在以虚构的方式努力接近真实，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男人在雄心还未实现的时候便因为家庭发生变故而承担財务上的重担，此外他在事业上的发展也是颇为不顺。无法再负担在伦敦的巨大开销后，他决定搬回法国山上的老家，並主动提议多陪伴儿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矛盾，自责的情绪一直嚙噬著他的良心，他无法选择一种完全不顾家庭只顾事业的生活，然而在爭吵中他又会將自己的选择作为攻击的矛对准女人，他如此渴望成功。他或许曾设想过自己在写作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惨淡的现实不断打击他敏感而骄傲的自尊心，而在家庭中付出的时间成为他对爱人不满的源头，他指责女人对家庭满不在乎，然而他却没有看见自从搬回法国后女人需要以他为中心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这既包括脱离旧友而融入当地的社交圈，也包括学习一门陌生的语言。他曾吞服阿司匹林选择自杀，这似乎成为他最终走向死亡的预演。儿子在法庭上提供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他当时並不知道用意，只能在父亲死后才后知后觉一点点拼凑起「真相」。
然而，上述这些所有都不算是明晰的真相，只是在现有证据存在的情况下，展开合理的推理，其中必然有情感的融入，站位的选择也是不可避免，极端点说，我们甚至只能拥有復数的真相，一切都取决於我们选择相信什麽。这也是法庭委派的监护人对男孩说的，男孩也在一个人安静思考重新梳理后选择重拾对母亲的信任。关於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探討，电影本身作为一重媒介，此外各种采访影像、转录语音，以及当事人本人小说文本的加入，更是增添了边界的不稳固性。后来人会对这些材料以不同目的利用，自然就出现了女人在第三本书中所写是否为谋杀策划之疑问。导演本人也不对真相负责，她只是呈现，最终將怀疑的种子植入每个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