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1月3日，都靈，弗裡德裡希·尼采走出卡洛阿爾貝托街6号的大門，也許是去散步，也許是去郵局拿信。離他不遠處，或實際上離他很遠的地方，一個馬車夫正和他那倔強的馬較勁，不管他怎樣驅策，馬就是紋絲不動。于是，馬車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煩了，揮起鞭子向馬抽去。尼采走近圍觀人群，制止了這殘忍的場面，馬車夫此刻已氣得七竅生煙。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馬車，甩開胳膊抱住了馬脖子，開始啜泣。鄰居把他帶回了家，他在矮沙發上躺了兩天，一動不動，一言不發，直到最後喃喃道出了他此生的最後一句話：媽媽，我真傻。在母親和姐妹的照顧下尼采繼續活了10年，脾氣溫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馬，我們一無所知。”

尼采的發瘋傳聞與影片形成一種微妙的互文關系，整部片子與開頭的寓言關系不大，卻又在尼采啟發的解構主義這條路上探索出保留個體經驗的啟示錄。

毛皮斑駁的黑馬，不願再受到人類的驅使，選擇自我毀滅，而老人也拿它沒有辦法。人類失去曾設想的被奴役之物，反倒成為困住的人，占有本身就是不義。

老人和女兒與世隔絕，而導演刻意安排鏡頭，不讓我們看到越過地平線的世界，隻能與面無表情的二人一樣，身體與心靈都隻是日複一日機械重複，起床、吃飯、做工，毫無有益的進展。

這片被上帝遺棄的廢墟，在逆創世紀的順序裡走向寂滅，失去水，失去光明。第六天的末日來臨，兩人對坐吃着最後的晚餐，等待着未知的“審判”。女兒成為黑馬的對照，決絕地拒絕維持生的假象，而這也是尼采在都靈之馬身上看到的東西。他對媽媽說自己真蠢，此後再無超人意志的展現。生存還是毀滅，一個所有人都難以逃脫的終極之問。

貝拉•塔爾問觀衆，“看完這部電影，你變得虛弱，還是強大？”他期待着“強大”的答案。最後好像又導回到存在主義這條予人希望的路上，既然結局恒定如常，我們依然保有行動的力量，不去做任何先驗價值的奴隸，隻是在自我抉擇裡尋到生活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