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那天，“李红”才是李红

《出走的决心》在尊重真实故事本身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影视化的改编处理。不管是故事原型还是改编的电影，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和讨论。

主人公李红的一生，被困在家庭的位置上，被困在母职的责任下，被困在妻子的牢笼中。选择出走时，她摆脱了所有身份，重新做回自己。这样的故事，对于千千万万个被家庭琐碎羁绊的女性而言，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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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无止的等待

李红的一生都在等，年轻时她在等原生家庭，成绩优异的她为弟弟和整个家放弃了求学机会；被迫下岗后，她在等丈夫孙大勇虚与委蛇给她找不到的工作；中年时，她在等女儿上学，求职，升迁；当姥姥后，她在等外孙长大，上幼儿园。

这些等待，都是以她的牺牲和委曲求全为代价。原生家庭收获了一个懂事勤劳，会帮家人分担压力的长女；丈夫收获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女儿收获了一个慈爱，包容，温柔，为自己付出的母亲。

李红用自己的付出换来了全家人更好的生活，乒乓球比赛获奖的孙大勇，双双升职加薪的女儿女婿，在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精彩的时候，只有李红还在原地蹉跎。李红的等待，让她自己变得麻木，变得失去自由，被家务腐蚀，在家里变得隐形，变得透明，变得不重要。

她的等待，是没有结果的，家庭的压榨，更是她自我形象被磨灭的过程。

丈夫形象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

人们对孙大勇的形象评判不一，有人对他恨得牙痒痒；有的人觉得，他在婚姻里没出轨、没家暴，只是有点自己的爱好；有的人说，不论孙大勇是什么形象，有丈夫这一男性形象，才能算有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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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声音，归咎起来还是来自于父权社会下人们对男女预设画像的不同。传统文化下要求家庭中的女人要做好家庭的职责，恪守本分，勤劳持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求女性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于是李红的画像便形成了，她既有传统社会下女性为家庭的劳累付出，又坚持在外打零工争取“属于自己的钱”与孙大勇AA日常生活开销。

人们对男性的画像往往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界定不深的，孙大勇满足了男性基本的道德标准，不出轨，不沾花惹草，也会给出自己相应的那部分生活开支，并非一毛不拔。但男女两性预设画像的模糊和不平等，或许也能让我们意识到，女性地位仍然处于劣势。

在家颐指气使，大男子主义，自私自利的“铁公鸡”尚能称得上老实本分。孙大勇对李红的压迫是那么理所应当，吃饭少放辣，敲窗要醋要蒜，明明不会照看孩子却一定要求李红用尿布。他对李红的指挥理所当然，对李红的反驳也有着满满的不耐，遇到谈不拢的事情，一句轻飘飘的“就凭我比你明事理，就凭我才是一家之主”抹杀掉李红所有的意见和情绪。传统大男子主义下对女性话语权的漠视，和在家庭中对女性的剥削，被女性导演以及女性视角赤裸裸的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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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那天，李红才是李红

李红真正的离开，是家里所有人逼迫的结果。李红在出走这件事情上，有过三次情绪的起伏。

第一次是在路边遇到自驾游的车队，走过大江南北的自驾游旅人为李红科普这种自由的生活。留下的那个手绢在李红心中埋下了自由的种子。李红出现抑郁倾向和精神问题后，和弟弟撕破脸要来工资，在女儿女婿的支持下首付买下一辆小车，买来露营装备，这是李红第二次想要出走。一家人获奖升职，接连庆祝，让她意识到自己在原地踏步，又被牢牢困在了家庭中，她看到自己堆在阳台上落灰的户外装备，想起被一次又一次推迟的同学聚会，最终选择离家。

数次的妥协和想要出走的念头中间，她依旧在为家庭做牺牲，为女儿看孩子，为丈夫做家务，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我认为真正让她出走的，是李红本人对追求自我这件事的渴望，她就算生长在被规训的原生家庭环境中，生活在传统守旧的家庭中，也从没有放弃对自我和独立人格的追求，考大学，打零工，要工资，攒首付。一步一步，都是她追求自我的证明。李红在传统家庭模式下做到了自我的觉醒，独立自强，为自己争取了更多话语权，所以她最终才能挣脱家庭的束缚，逃出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