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听一位朋友说起《第一炉香》:“你知道吗?薇龙是Violet的谐音,是张爱玲专为《紫罗兰》量身定做的。”我茅塞顿开,应口说:“喔。登门拜访周瘦鹃,也是烧香拜佛的意思啦?”“可不是?香烧好了,就把佛丢在脑后了。”他说。
张爱玲精怪,这闲聊好似加了个脚注。也正因为电影,平添许多话题,在我们几乎日进三餐的流量平台上掀起了一波浪花,张爱玲又活了一回。
平心而论,把一个短篇拍成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可真不容易。无论从导演、编剧、摄影、服装、美工到演员,大咖云集。影片讲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人物纷繁而有条不紊,改编上可说是一次最为生猛的实验,也拍得美轮美奂,目不暇接。结果却不理想,比许导以往的最低纪录还要差,迄今为止IMDB 评分6.0,豆瓣5.4,尽管吐槽激烈,还是值得一看的。
张作素来难拍,《第一炉香》另有难处。小说透过上海看香港,“间隔”叙事虚虚濛濛如雾里看花,葛薇龙与张爱玲双声叠影,两者的凝视与面具难以捉摸。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而她眼里的梁太太“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这犹如诡异的画外音。的确,当时张爱玲二十三岁,对她来说,慈禧太后不是像我们教科书里讲的,而关乎她的家族兴衰、父母离异,乃至因反叛被父亲幽禁,又在香港经历了战争,回到上海以写作为生,跟胡兰成拍拖……因此这句“慈禧太后”的话里有多少切肤的沧桑之感,令人想起影片《情人》开头杜拉斯的告白:“我那年十八岁,已是颓伤情怀,满脸苍夷……”
这是个爱情故事,又不是,也可说是一首欲望之歌。一开头去姑妈家:“满目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这几乎是劳伦斯散文里描绘的塔斯卡尼的景色,是薇龙的欲望隐喻。她又回头见梁家像《聊斋志异》里“鬼气森森的世界”。所谓欲望无已,痛苦愈深,简直是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薇龙自甘堕落,不光是欲望,也涉及娜拉们“出走”之后的选择,这在“乱世”是个尖锐的主题。看费雯丽演的《魂断蓝桥》和鲍曼的《凯旋门》,前者误以为爱人阵亡而沦为妓女,后者也因为爱人坐牢而投怀于他人,后来爱人都回来了,她们无法承受命运的玩笑,以死了之。男人死于战场,女人死于情场,都是战争造的孽。《第一炉香》是“战前香港的故事”,上海则在孤岛时期,葛薇龙与乔琪在一起,同样是乱世,薇龙靠一点虚幻活下去,明知眼前一片黑暗。
小说里出现三次“不可理喻”,大概是对影视化的最大挑战,即如何把握薇龙这个角色的内心深处。第一次是在梁家第二天,看着睇睇被她家里人带走,撩起梁家丑恶的一角。“薇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掉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第二次与乔琪幽会之后,她在楼梯的另一角:“她现在试着分析她自己的心理,她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固执地爱着乔琪,这样自卑地爱着他。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也许乔琪根据过去的经验,早已发现了这一个秘诀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妇人心。”第三次在姑妈劝说后,明白自己不能回去,“可是她为了乔琪,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心,她不能够应付任何人。乔琪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下。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无论是四周环境,还是乔琪对她、她对乔琪都被欲望所驱使——一切都“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的是人性,也是人类历史,含有对人生和时代的困惑、恐惧与反思。小说里当薇龙在乔琪的黑眼镜里看到自己缩小、惨白的影子,“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这句话对乔琪来说对牛弹琴,只有在薇龙与作者“视境交融”中可读出女性的自我意识,那是超越时代的。《第一炉香》只是初啼之作,其创作背景却不那么简单:张爱玲不喜欢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因为缺乏人性的深刻;她觉得思想界骄子的赫克斯莱“比较头脑简单”,也不相信萧伯纳的改良社会的“费边主义”。在她的小说或散文中不乏“时代”“文明”的字眼,蕴含着对人类文明秩序的怀疑与不安,最为人传诵的莫过于小说集的《再版自序》:“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的这种“不可理喻”的书写,包括“参差的对照”的表现手法,与二十世纪初以来欧洲的“现代主义”反理性潮流殊途同归,对于当时为十九世纪古典主义所笼罩的中国文坛来说是十分前卫的。
即使不把战争看得那么直接,这是一个有关女子成长、天真失落的寓言:在殖民地华洋社会复杂权力关系的支配下,陷身于金钱与感情游戏的网络中,女主面对生存、爱情与身份的选择困境,最终成为游戏者而不得不面对自身欲望的黑洞。若这样表现葛薇龙,我想较能符合原作的“启示”性,也较具普适的人性。当然像好莱坞那样拍法难能达到这样的深度,而在欧洲“新浪潮”那里则不乏这类“存在”困境的杰作,如特吕弗的《四百下》、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布列松的《穆谢特》《扒手》等。
这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如果要求重现张作的气息情调也不实际,但如何翻拍名作,成败之间还是有个度的。《傲慢与偏见》经多次翻拍,迄今2005年的BBC版拔得头筹,因其在再现历史场景与原作文本上堪称忠实之故,这关乎公众对艺术经典的认同心理。《第一炉香》的改编十分大胆又十分小心。原作的情节不复杂,对选择性场景加以详写而以薇龙与姑妈关系为中心,且始终追踪薇龙的心理过程。改编将人物与情节作了大幅度重新编排,如薇龙第一次去姑妈家便让司徒协登场,第二次去姑妈家,正值晚宴,乔琪乔和吉婕,包括两人的父亲乔诚及其新姨太等全部亮相,薇龙与他们各有故事线,因而增加了许多情节。根据原作的线索或暗示展开,把故事填满,这或许是改编短篇之一法。这方面十分小心,人物大体照旧,增加的情节几乎一一有迹可循,如梁太太说了一句“还是问乔家借他们的大司务来帮一天忙”,影片就真的让薇龙去了乔家,于是添加了好几个桥段。吉婕告诉薇龙,乔琪“可不是好惹的”。薇龙说:“我又没惹他。”吉婕说:“你不惹他,他来惹你。”这几句原是使女睨儿和薇龙的对白。吉婕还说乔琪“有点阴沉,还带点丫头气”。原是在花园茶舞会上跟薇龙说的。这类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熟悉原作的观众看来处处似曾相识。看似无一字无来历,对原作极其尊重,结果是轻视奇幻、诗意和心理成分,而所有故事线索一一坐实,加以演绎和发明——不啻是一个颠覆性再创作。
影片与原作的互文交织异常细密,足见编者用心良苦,但如此大量错乱文本不免吊诡。尤其“长三堂子”的经典台词原是薇龙的自言自语,影片中变成分别从睇睇和梁太太口中说出,于是由虚向实,等于自认妓女和老鸨,这就影响到影片的可信度。的确,小说里最后薇龙说自己和美国水兵中间的女子差不多,随后说自己“说错了话”,正是虚实之间隔着一层文明的薄纱,才显出东方色彩的“荒诞、精巧、滑稽”。再如乔琪养蛇,与原作中“蛇信子”的隐喻不无关系,为影片设计了薇龙投入他怀抱的桥段,大有肥皂剧风情。
给每个人物加戏,司徒协请薇龙吃饭,陪她采购结婚衣物,在船上扮演三角恋,又一起去上海婚外恋,整个“调教”过程有头有尾。哪怕乔诚爵士,原作中偶尔现身,在影片中频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乔琪不吝笔墨,除了与薇龙的幽会之外,增加了他的养蛇、祭拜母亲、与父亲冲突等段子,显示这个“十三少爷”的屈辱和乖戾。同样梁太太回想她给丈夫送葬的情景,以及描写乔诚家众多姨太太、婚事不断、子孙满堂合家欢照片等。这些段落加强了人物性格,意在体现原作中殖民地华人社会的权力机制,乔琪和薇龙连同梁太太都是受糟践拨弄的,尽管基本上是揭露中国旧家庭的套路,也显出改编的想象与创意。这一切似乎都可以接受,如果能让薇龙这一形象站得住的话。
所有加分对薇龙等于做减法,这也跟整个摄制过程与导演意向有关。且不说个个容光焕发,从俞飞鸿、梁洛施以及无中生有的白冰,尽抢戏之能事,把薇龙挤到逼角里,不过,换个名角儿也未必有多大改变。“白腻”的梁太太少了“青苍”,乔琪毫无“石膏像”的影子,吉婕的大眼睛并不“鬼阴阴”,也没有“肃杀之气”,“小财主”司徒协很有文化,薇龙当翻译,向洋人介绍马赛克贴面技术的历史。他们都跟原作不搭,大约因为许鞍华的“救赎”的恻隐之心,把他们齐齐送向光明。更主要是薇龙,未能体现其复杂的内心戏,将之转变为创造性的视觉语言。如小说中她生病这一段,明白下意识里不愿回上海,这重要一笔被删去,把因玻璃球回忆起上海老家的一段放到先前在乔琪房里,跟他说起“我妈妈的梳妆台是黄杨木的,放着桃子型的瓷缸……”这个玻璃球出现在蜜月期间船上的内心独白,所谓“很厚实,很靠得住”,藉以映衬坐在身边的乔琪的浮浪不忠。这些挪移固然使虚构的情节得以延续,且似乎巧妙涂上一层原作的灵晕。薇龙这场病从夏至秋,经历了“走!不走!走!不走!”的激烈情绪波动,影片却轻轻跳过——没病,加出了她上船的戏,因掉落箱子给人骂一句“嫁不出去”而决意回到梁太太那里。
影片聚焦于欲望,没错。张爱玲一开始就信奉弗洛伊德的情欲观,《第一炉香》是淑女风格,给遮住了,而在晚年作品《色,戒》里浮出地表。李安大加发挥而获得成功,是因为刻画人性恰到好处,或更胜原作,镜头之生猛大胆越过好莱坞底线。它没入围奥斯卡,而能在威尼斯获最佳影片奖,不尽因为评委主席是张艺谋,成员中如拍《本能》的保罗·范霍文和拍《肥女孩》的法国女导凯瑟琳·布雷亚,都是国际影坛的情色大腕。影片《第一炉香》把欲望兜底翻上桌面,乔琪和吉婕这一对混血兄妹成了宣示力比多的象征。在薇龙去乔家借厨师的一场,乔琪对她说:“我也要黑铁床,叫你妹妹出去,我俩可以睡。”或者在船上吉婕对薇龙大谈混血儿的荷尔蒙,并问:“你上过几个男人?”这类台词大约会使张爱玲瞠目结舌,自叹勿如。这些固然与原作大相径庭,似乎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影片更着眼于物欲而非情欲,与其说是刻画人性,毋宁是在渲染豪华,豪宅、豪车、名包、名表、手镯,亮丽的明星阵容,乔琪的肌肉、吉婕的舞姿……可谓极视听之娱,除了梁太太比较立体、复杂,其余人物基本上流于表面和平面。
《第一炉香》英文名为Love after Love,一部1992年的法国电影与此同名,由黛安讷·寇丽丝执导,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影片描写女主周旋于丈夫和情人之间,出轨和背叛似家常便饭,不乏肥皂剧式的情绪冲突。虽然中国人的恋爱方式不必如歇斯底里自杀之类的激烈表现,但《第一炉香》中的感情纠葛都在计算之中,在权力关系的桎梏中,顺理成章,温柔敦厚。在船上司徒协推搡乔琪,也波澜不惊,以及乔琪不让薇龙跟司徒去上海,似在说明他不光具动物欲望,还是有感情的,而薇龙要他“听话”,要给他带回五香豆、芝麻糖,于是演出了温馨的一幕。这或许是影片宣传所说的“人性温暖”,却像儿戏一样令人发笑。
原作再三描绘薇龙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影片中她从打开衣橱那一刻起,就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就像衣橱被通亮的灯光所笼罩,她始终显得透亮、平扁而呆板。按理说既然增加了床戏,也可拍得认真一点,至少如乔琪说的带来情欲的“快乐”,却不尴不尬贴错标签。尽管影片不少她的留恋、悲伤和迷惘的特写镜头,却难于引起共鸣。说实在,描写女性受到旧家庭制度的迫害和都市诱惑而堕落的作品,在现代文学中屡见不鲜,而张爱玲淡化道德和外在因素而凸显薇龙自觉其“不可理喻”,这触及人性的“启示”,也是与众不同之处。但影片却陷入了老套,特别是最后“我爱你,没良心的!”的掏肺彻心的呼喊,好像最后给观众吃了一粒苦花生,整个人物随之崩塌。观众对她的虚荣、苟且与心机都可理解,而对那种自我撇清的天真,则难以下咽。
不知是否有于佩尔那样的演员,年少的或年长的,扮演坏女人候分刻数,拿捏入微。我觉得以目前影视生态而言,是不大合适拍摄《第一炉香》的。我们久已习惯于盛世繁华、同质个性、扁平的颜值审美、资本的侵蚀和凡尔赛的价值观,很难进入百年前“乱世”的生存样态与时代氛围、颓荡的奢华与颓败线上挣扎的爱情。
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有洁癖,当年在上海把《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她一定要自己编,自己挑选导演和女主角,“我宁愿少收入点钱,也不愿剧本为他人所歪曲”。1984年由邵氏公司搬上银幕,许鞍华执导,张爱玲认为“时过境迁,我现在不会再坚持从前的办法”。邵氏还有意拍《第一炉香》,因《倾城之恋》反应不佳而作罢。至1986年11月,宋淇将《第一炉香》的版权授予一家独立制片公司,不久公司倒闭,电影没了下文。对此张爱玲除了接受,没任何表示(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I》,宋以朗编,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87、289、467页),现在能拍成电影总是件好事,更何况许鞍华,三度执导,历时数十年不变初衷,对张作的影视传播端的是天字第一号忠粉功臣。
事实上,任何经典的生命在于阅读与传播,否则不成其为经典,而阅读,如德赛都所言,犹如“偷猎”——一个读者不顾死活把作者占为己有的比喻。照这么说,经典通过“死亡”而转生为公众的记忆,正如这“第一炉香”是谁的?是许鞍华的,是王安忆的,也属于每一个观众,反正不是张爱玲的。有人说影片的翻拍引起无数对话,这比失败或成功更有意义,而在对话中“祖师奶奶”一直在那里,如活的幽灵——细思极恐!
原载“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