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打过一个精妙的譬喻,他说唯物主义者的流浪就是扒火车,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在疾驰的车厢上偶然相遇。
王响就是一名火车司机,和其他人一样,他越来越信命。——火车就应该在预定的轨道上,出租车也是循着机动车道往前开。但相反地,他觉得自己的命就像那轨道一样,早被铺设好了。——那个名叫“老天爷”的设计师给所有人算计好了。
可他,可所有人都是能动主体。他们是活着的。就像生育一般,编者的键盘只是赋予他们生命,但接下来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演绎。
于是他们如同一个个原子一般——偏斜、相遇、互动,我们看到的那些个什么官僚主义、自由、向往统统被摄于更大视角的框架之下。但主体性从未消失。
接着,众人点燃燃料,火车开动了,一开就是二十年,演出一介悲喜剧。但铁轨太长了,交融于地平线,直至构成一个莫比乌斯环。
因此,在这种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下,我们惊奇地发现,所有关于历史的箴言都构成了无解的二律背反:所有人一边“铭记历史”,一边“往前走,莫回头”。
而自从历史不仅关乎过去与现在,还关于未来之后,它就从怀旧的叙事延展为布新的科幻。落幕之后,人们完成了他们在荧幕上的使命,由现实中的观众——那些观察者、共情者拿下这根接力棒,为之续命。
他们来自哪里?做了什么?又通向哪里?故事讲完了,但人们(而不仅是“角色”)还活着,从未死去——纵使那些死魂灵,自杀的、他杀的、跳河的、上吊的,通通返了魂魄。还没弄明白的这三个(或许更多)问题,由这些魂灵借他人之口回答出来。莫衷一是又如何,这些都是魂灵们的分身啊。
结局如何从不重要,毕竟王响的火车还在开着,管他黑发还是白发。他只管往前开,打个响指,鸣个笛。命什么的,去他的吧。
那我又该如何收尾呢,千万种、万千次。姑且看看夏多布里昂是怎么描述几百年前法国大革命这场“断裂”的,二三十年前的这次裂口不见得更小:
“我生活在两个世纪之间,就像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一样。我跳进它们动荡的河水之中,依依不舍地离开那个诞生我的古老河岸,揣着希望朝未知的彼岸游去。”
毕竟捱过去,就到了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