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打过一个精妙的譬喻，他说唯物主义者的流浪就是扒火车，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在疾驰的车厢上偶然相遇。
王响就是一名火车司机，和其他人一样，他越来越信命。——火车就应该在预定的轨道上，出租车也是循着机动车道往前开。但相反地，他觉得自己的命就像那轨道一样，早被铺设好了。——那个名叫“老天爷”的设计师给所有人算计好了。
可他，可所有人都是能动主体。他们是活着的。就像生育一般，编者的键盘只是赋予他们生命，但接下来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演绎。
于是他们如同一个个原子一般——偏斜、相遇、互动，我们看到的那些个什么官僚主义、自由、向往统统被摄于更大视角的框架之下。但主体性从未消失。
接着，众人点燃燃料，火车开动了，一开就是二十年，演出一介悲喜剧。但铁轨太长了，交融于地平线，直至构成一个莫比乌斯环。
因此，在这种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下，我们惊奇地发现，所有关于历史的箴言都构成了无解的二律背反：所有人一边“铭记历史”，一边“往前走，莫回头”。
而自从历史不仅关乎过去与现在，还关于未来之后，它就从怀旧的叙事延展为布新的科幻。落幕之后，人们完成了他们在荧幕上的使命，由现实中的观众——那些观察者、共情者拿下这根接力棒，为之续命。
他们来自哪里？做了什么？又通向哪里？故事讲完了，但人们（而不仅是“角色”）还活着，从未死去——纵使那些死魂灵，自杀的、他杀的、跳河的、上吊的，通通返了魂魄。还没弄明白的这三个（或许更多）问题，由这些魂灵借他人之口回答出来。莫衷一是又如何，这些都是魂灵们的分身啊。
结局如何从不重要，毕竟王响的火车还在开着，管他黑发还是白发。他只管往前开，打个响指，鸣个笛。命什么的，去他的吧。
那我又该如何收尾呢，千万种、万千次。姑且看看夏多布里昂是怎么描述几百年前法国大革命这场“断裂”的，二三十年前的这次裂口不见得更小：
“我生活在两个世纪之间，就像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一样。我跳进它们动荡的河水之中，依依不舍地离开那个诞生我的古老河岸，揣着希望朝未知的彼岸游去。”
毕竟捱过去，就到了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