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前进的今天，跨国资本的兴起、媒体技术的多维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版图扩张促进了世界性的景观社会的形成，影响着多元文化现象并推动了全球消费。在这样的语境下，电影是呈现景观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一环，观众通过由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光与影并跟随着导演的叙事构建新的想象，再结合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反馈到具体的实践中。正如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并非简单图像的集合，而是一种通过图像为中介所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所有注意力、意识形态汇聚的地方（包括幻觉和虚假意识）。（12）换言之，“景观”不能被认为是对图像的大量传播，而应该是一种有效的世界观通过物质进行表达的方式，即其实质可以被视为资本和媒介技术双重作用下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新形式。由此，全球化与景观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二者相互作用并加强各自的影响力：全球化使得原本单一的景观愿景得以被更多不同的视角所解读，显著的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其次，高度发达的媒体传播能力被加强，信息的流通带领着资本主义钻进世界的各个角落，将个人的真实体验转化为可供大众消费的对象，并塑造了个人与其所关联的群组间更多种多样的联系。于是在异化的过程中，个人的身份认同、文化价值、社会关系都有了新的内涵，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被重新定义。

2024年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电影《阿诺拉》（Anora）正是对于全球化景观社会背景下人们在资本构建出来的幻想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深刻反思，用现代灰姑娘的讽刺爱情故事戳破了虚幻的媒体泡沫。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从个体身份商品化带来的压迫、阶级差异与幻想愿景的表现以及媒体景观的重塑和侵蚀人际关系三个角度来思考全球化和景观机制之间的关系和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阿诺拉的角色设置以及她所呈现的身份商品化思考。正如学者Appardurai有关于全球化下的族群景观的探讨，“虚构的祖国构成了去领土化群体的景观，它们往往会变得非常荒诞和片面，以至于为新的意识形态景观提供了素材，种族冲突可能就从这些意识形态景观中爆发，地方性转变为身份认同的舞台。”（38）这意味着景观制度下生存的人们或许会面临着本身民族独特性被同质化的可能。电影中的女主阿诺拉是有着俄罗斯血统美国长大的新移民，她跟随着同样受过情感创伤的母亲来到了美国，并在这个“理想国度”里开启她们的新生活，她们都放弃了部分本身的文化特征。德波的理论进一步阐释，“景观社会将真实生活简化为符号，从而遮蔽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p24）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符号化进程被加速，地方文化被重塑为统一的、同质化的全球消费产品。Anora这一名字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在她进入新社会后她赋予了自己一个最典型的美国人名字-Anne，并拒绝说她的母语，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英语环境，试图掩盖自己的本初文化身份。而她对自我名字的抗拒其实也来源于工作和经济压力带来的妥协，随着影片发展我们能够看到Anora是Anne心中那个真正渴望爱情的小女生情节，而为了从事性工作她不得不创造出一个“Anne“让自己沉醉在金钱带来的麻木里。很显然，这是资本带来的打压。不仅如此，她在语言的使用上扮演的是上位者的身份，影片中多次嘲笑那些带有俄罗斯口音的英语发音，并且她从妆造上、生活习惯上都在努力扮演一个普通的美国派队女孩。但无论如何，最终都改变不了她始终是一个异乡人的现实，而她这种过于美好的想象本身也意味着它的不可实现性。这一设定无疑反映出了全球化吸引了大量其他民族的人来到美国，在这里，新的景观被构建，她们的身份以及社会关系网也被重塑。但与此同时，新移民本身的文化多元性被消磨，同质化也成为了融入新环境的代价，一个更大的愿景在这样的语境里被创造 – 被华丽包装的美国梦。讽刺的是，阿诺拉对于自我文化的再度认同同样来源于资本主义的驱动，她在脱衣舞娘俱乐部和俄罗斯的富家子弟Vanya的结识来自于他们共同分享的文化背景。最初，二人只是满足彼此性需求的雇佣关系，但最后演变成一场疯狂的闪婚，续写现代灰姑娘在幻想世界里短暂的狂欢。“美国梦”在电影里被刻画成了一种相互利用，阿诺拉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沉浸在虚幻的阶级跨越的美梦中，她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王子，利用Vanya实现了生活上质的飞跃，而实际上Vanya也借助Anora的美国身份拿到了绿卡，尝试逃离家族对他的掌控。他们彼此成为了彼此的“美国梦”，都是带有极强烈的目的性进入的这段关系，所谓的爱情只是二者之间的调剂品。

除此之外，本身脱衣舞娘的职业就是女性身体基础上的商品化，更是男性物化女性在消费主义中的“被合理化”的产物，这一身份极具性别化特征。尤其在景观社会当中，女性的身体成为了可供消费的“商品”，被符号化为吸引眼球、挑逗男性欲望的工具。正如学者Richard所提及，“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很多东西，包括身份、愿望和想象。由于不公正和剥削性的生产体系，人类对商品中蕴含的痛苦和苦难视而不见。”(113) 这意味着，全球化带来了一种娱乐至上的欲望，其中消费文化成为了景观社会的核心驱动力，它削弱了生产过程中可能伴随的苦难，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如性别客体化、劳工剥削等）包装为可供大众娱乐的内容，最终“明码标价”。肖恩贝克在影片前半部分塑造仍沉浸在幻想里的阿诺拉的角色形象时，用了大量大胆的性爱镜头，也带领着观众去反思这在传统价值观中上不了台面的职业被用作了满足大众“性感”“反叛”“可供购买”的文化想象，这本质上是对于工作者本身付出的剥削，亦可被称之为“去劳动化”，人们仅仅只关注到了娱乐消费中身体作为视觉符号带来的快感，忽略了景观社会强化性别角色的刻板叙事的事实以及她们所处的底层环境。阿诺拉在纽约的住所是一间靠近火车站的合租公寓，而她在霓虹灯环绕、嘻哈音乐刺激感官的俱乐部中登场时，却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Oliveira 对此认为，“奇观在整个社会中传播，通过商品、遵循主观满足的确定模式或形象的行为、使生活转化为表演和关系。”（2664）就像此时的阿诺拉，被包装成一个被消费的商品/一种表演，背景与身份被彻底隐去。然而，当她脱下光鲜的外衣，回到简陋的现实生活中，这种鲜明的反差不仅揭示了她真实的生存困境，也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全球化景观社会对个体的异化与掩盖。

其次是全球化下的媒体景观对于个人生活的操控和隐私的娱乐化。阿诺拉的身份在媒体景观的塑造下，逐渐从一个普通的脱衣舞娘转化为全球瞩目的消费符号，她不再是一个具备复杂性和独特经历的个体，而是被包装成“底层逆袭”的象征，以满足受众对成功神话的幻想。从Douglas Kellner的视角来看，“在媒体奇观的世界里，名人也是被制造和管理的。与此同时，名人总是丑闻的牺牲品。”（p4）换言之，当一个人被商品社会赋予全新的价值及其可供大众娱乐的特性被挖掘时，她的私人生活也将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众面前。Anora和Vanya的高调且疯狂的婚姻对于更大的外部世界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媒体不仅将这段花边新闻包装成“社会盛事”，更是迅速捕捉到了所谓的“家族丑闻”，大肆宣扬一个妓女的上位史，并嘲笑俄罗斯家族对于后代的管控不严，一瞬间，这段美好的童话成为了众矢之的，而他们的故事也登上了全球报纸的头条、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门话题等，引起广泛的关注。

与此同时，媒体的视角更多放在了挖掘Anora“淫乱的过去”上，通过采访身边人、过去与她有过关联的嫖客等方式不断曝光且过度解读她的经历，着重强调她先前的脱衣舞娘的身份，她的形象在媒体的宣传下被无限放大，而媒体也成功给人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窗口，以此来窥视阿诺拉的创伤和情感，并把它演变成娱乐消费的商品。Steger将有影响力的全球化定义分成了四个核心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于社会关系、活动和相互依赖的扩展和延伸以及全球化涉及社会交流和活动的加强和加速（10）。正是因为强大的全球媒体交流平台和互联网的出现，才得以让这些信息在短时间内传播，将Anora作为“人”的存在抹去，赋予其新的娱乐内涵，变成无限循环的商品。而每一个媒体平台的使用者和“丑闻”的观看者在参与探究他人私人生活的同时都在增加消费。由此可见，景观机制的典型表现是切割、重构私人生活经历，并对重新编排出一套适用于满足全球观众期待的故事。一方面，它增强了美国梦的权力话语，让大量和Anora有着共情处境的人陷入更深的漩涡，另一方面持续消费人身上的苦难，并通过全球网络实现利益最大化，主导消费文化的逻辑。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景观社会里对人际关系的塑造以及全球形象的重视。Vanya的家族代表着社会中存在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自身财富和权力的展示以及家族形象的塑造都是全球景观社会中的重要元素。Anora的介入显然打破了这种平衡，她也成为了富人世界里的眼中钉，她对于爱情的纯真追求被形容为贪婪的欲望。全球化诚然带来了“流动的可能”，但已经固化的阶级景观会给每一个想要挤进这个世界的人无限的阻力。由此，俄罗斯寡头的孩子的婚姻已远远超出爱情的单一属性，而被赋上了具有商品价值、社会形象宣传价值的产物，从底层逻辑来看，这是一场交易，更是巩固地位的手段。导演巧妙的将影片的后半段与美国西部牛仔式流行的公路片元素相结合，去探讨当下人与人之间因资本催化而产生的“紧张追逐关系”，以及阶级差异的决定性作用。 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Vanya选择了逃跑，将Anora一人留在更大的麻烦当中。对于一直掌握着财富的上级阶层的人而言，这只不过是一场玩乐，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赋予了他轻视“危机”以及随时“抽身”的特权。但对于身处底层社会的人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巨大的打击，Anora和来自俄罗斯的“打手”们一同踏上了寻找这个纨绔子弟的旅程，被迫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他们的旅程映射了全球化资本体系中权力的不对等和底层个体被迫在资本逻辑下追逐目标的无奈处境，并凸显了人的工具性。这样的情节和Appardurai的观点不谋而合，她提到“正是在去领土化的沃土中，金钱、商品和人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追逐着彼此，现代世界的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也在其中找到了支离破碎的对应物。因为大众媒体产生的观念和图像往往只是去领土化人群相互传递的商品和经验的部分指南。”（38）其中，她所指的“支离破碎的对应物”与影片内被娱乐化、变成消费符号的Anora所对应，而Anora的行动不仅是对Vanya的追逐，更是一种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对自身位置和身份的无奈追索，更是对自我迷失的反省。现代媒体对这一过程的放大与符号化，使得这段旅程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也成为全球化“景观社会”中人与资本、商品的纠缠与阶层差异带来的挣扎和剥削的缩影。

总体而言，肖恩贝克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下社会里潜藏的危机，通过精妙的叙事与深刻的符号化表达，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景观社会所搭建的虚假愿景操控个人身份商品化的底层逻辑、对文化多元化的抵抗和人际关系的深远影响。正如Berger所言，“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生活被无休止的奇观所主导，我们已经从直接的生活体验转变为被表象所主导的生活，其中非生命或不真实的生活方面现在比我们的生活体验更重要。”（140）就像影片中阿诺拉身份上的戏剧性转变、婚姻与丑闻的媒介化呈现以及她与上层社会的冲突互动，生动展现了景观机制将一切转变为消费对象和娱乐符号的强大能力。影片最终在漫天大雪里收尾，Anora又回到了那个高铁站附近的合租房，带着一身伤重新迎接最本真她的起点。这样的结局引发了观众对全球化资本体系下人际关系异化的反思：当媒体操控和消费主义悄无声息的成为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时，独特的文化背景，真实且丰富的情感、个体通过劳动实现的价值是否还能被保留？而这种对人性与社会的批判性探讨，也让《阿诺拉》超越了一部普通的爆米花电影，成为剖析全球化社会景观的最直观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