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看完了《八两金》,通勤路上耳边全是BGM。
又发现《八两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张艾嘉的哭笑都清纯而老练。难得的是武师洪金宝,贡献了文艺片高光时刻——情之所至,双下巴都在演戏,毫无武人气。
且都是相爱不能相守。不过《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戏剧化”——浪子回头换不到大团圆;《八两金》更重文学性,切换成小说一定好读。因男女性格、共事铺垫足够,结尾的送金与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亲抢手,每每勇敢向陋习说不;金山表哥与情敌对线,马上要求执行陋习——为爱双标真可爱。台山表妹洋气高贵,处处安排英文单词以示身份,却为表哥的黄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说岭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样的木棉花。
配乐方面,《船歌》和《传说》都早于电影为我熟悉。但我原以为“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是民歌再制——词句太过简单动人。这次更加知道本片是罗大佑第一次做电影配乐。就好像坂本龙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也是一击即中——要知道,配乐师看到的影片是只有对白和声音空白的。罗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写下“移山填海”“何处是我家”。
齐豫的声音一响起,眼泪和乡愁自然落下来。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还有“移一代”的实际问题——知道返乡比融入还要困难,知道父母在那头,也知道自己将永远悬浮。
电影里乡村标语刷得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就是“五爱”。我故乡的著名“五爱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经久不思及“五爱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后生可还会问为什么吗?仿佛这名字古来就有,不用追究。
看评论区有人介意电影港陆视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没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吗?在香港诶!”这冷笑话的苦味。
香港导演、编剧张婉婷、罗启锐要把摄像机扛进1989年的广东,绝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语、火车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广州”杂糅呢?毕竟影片讲乡愁讲命运讲追逐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年的bug在三十年后看来尤其成了珍贵影像。
也有说张艾嘉和洪金宝大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非常违和,是觉得广东没那么“土”吗?其实八九十年代内地娱乐没有很发达,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赛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国传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处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来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国就听到过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长辈移民美国;我家楼上邻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国,小妹在等手续。他们都会在1989年听《黄土高坡》的。
看完电影,问詹詹有没有给我“八两金”。我天真地说:我那个手镯是十两对吧?詹詹鄙夷地说:可能吗?十两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
下图中的玩具小狗我小时候有同款,我还给它取名叫“童乐”,问詹詹见过没,说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