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电影之前，我仍然希望先回到文化之中谈起。如此我们才不会迷失。理性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滑铁卢，在大众意识形态（mass ideology）和实用主义的夹攻下，人们发现，非理性的欲望可以将“理性”作为工具，满足那些残暴的、仇恨的、疯狂的动机。与此同时，对已有信念的失望，人们开始挑衅传统，蔑视权威，文化认同体也在这种失望情绪下，失去了它的整合作用。

于是“满足人的欲望”、“人性本就如此”趁虚而入成为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每一个人都致力在欲望的规则中游刃有余，寻找无数的此时此地的满足。启蒙时期的词语，以各种理由，成为了一种具有工具性的词语，亦步亦趋靠近现实，具有超越现实的部分则被剔除了。可以说，我们的思想在奉迎现实，而不是我们的现实在追逐思想。这一现象放到个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他视之“欲望是好事”、“贪婪是好事”，视之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变迁并非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欲望的规则将传统肢解成碎片，有利用价值的被缝合成一件时髦外套，但它再也没有生命力了。1981年的两部电影《邮差总按两次铃》和《体热》，欲望让角色们难以招架，他们找不到抵御的力量。

犯罪电影在以黑色电影为代表的40-50年代处在了一个高峰期，其中存在一个极为耀眼的形象，那就是蛇蝎美人。但就像黑色电影本身一样，蛇蝎美人并非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征，黑色电影也从来不是一个时期的具体“集体记忆”。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念，或者说一个潜在的意识，一旦条件成熟，就显露端倪。就二十世纪的“蛇蝎美人”来说，它是和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的。期间男人在战争前线，后方的工作空缺便由女性来顶替，这意味着经济上女性获得独立。一战中，法国更是失去了一代人。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改善。美国妇女正是在一战的两年后获得选举权。她们被称之为“新女性”。但就和电影《克莱默夫妇》中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当时保守人士认为的：当女性对自己的传统角色予以否定，那么就不可避免得导致家庭和道德出现崩解的情况。在《邮差总按两次铃》中，光彩照人的妻子科拉对丈夫和家庭的厌弃，在《体热》中，麦蒂·沃克的身份变幻莫测。紧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女性传统角色中繁衍后代的成分也瓦解了。但整体上，我并不认同经济和技术直接促成了性解放，而在于性道德的消失。

西方的犯罪类型作品，很长时间它是围绕情欲和宗教道德的冲突。后来则是社会犯罪。这里我需要撇开这种阶段变化的探究，也不详细涉及性道德的更多内涵，以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在此只需看到，宗教人士真正恐惧的是女性唤起男性的情欲，妨碍男性获得精神救赎。这个真正的意识，在《邮差总按两次铃》和《体热》都得以体现。“两次铃”暗示的是弗兰克是有机会收手的，《体热》中有数个配角充当神父的角色，告诫奈德，但是最终两者都在欲望中失去了理智。在对女性妖魔化的中世纪，曾提到“她们利用婚姻和性来控制其牧师丈夫，从而威胁男性优先的秩序”；即使拥有一位“不正常时更得可爱”的新女性妻子的作家菲兹杰拉德，也在《了不起的盖兹比》和《夜色温柔》中，描写了以色相作为成功阶梯的新女性角色；在《进化心理学》中提及了性可以是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如何，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性是可以作为一种武器的，另一方我们可以看到，性道德抑制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性行为。

不论《邮差总按两次铃》，还是《体热》，它们的视角都是从男性的。女性展现出来的性吸引力，让男主角们在性感诱惑中无法自拔。她们就是电影的魔力中心。当《体热》中的奈德被麦蒂·沃克的欲迎还拒弄得心火难耐时，楼上露台的风铃声如同逗猫棒，摇曳不定的奈德最终不顾一切想得到这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当奈德在窗外，几乎像个得不到而火急火燎的孩子，屋内的麦蒂·沃克看着他，等着他，多少有玩弄猎物的意味。当奈德砸破玻璃，也象征着他的命运开始被麦蒂·沃克所掌握了。在《双重赔偿》中，亦复如此。《双重赔偿》中，沃尔特是一名精明能干的推销员，《体热》中，奈德是一个虽然好色，但也是聪明的男人。他们都以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谋杀行为的，但事实却是，背后的蛇蝎美人掌控了一切。

而《邮差总按两次铃》里，科拉的诱惑没有那么直接。但导演的镜头已经说出了科拉的性吸引力：以男性的视角来窥看科拉的女性美。从柜台到厨房，隔着镂空的门和窗，那个具有飘逸金发，身材高挑，像新女性抽着烟的女人，和厨房这个具有传统性质的空间彼此强化，暗示着这个楚楚动人的女人有着火热的激情。当相貌无奇的店老板说出科拉是他的妻子时，弗兰克的诧异表情，几乎预示着一场出轨了。但真正的谋杀却是科拉提出来的。这样的情节安排，不禁让人想到女性在基督道德中一直是“非理性”的象征。这展示了人性原始的一面，雄性为了得到雌性，就需要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谋杀的暴力和情欲混杂着。

对所有男人来说，女人都有两面，一面是圣女，一面是荡妇。从西方的历史观察，即使在中世纪的女性歧视风气下，仍然存在着圣母崇拜、典雅爱情和浪漫传奇。即使是最纯洁的女性也会唤起男性的情欲。从女权立场来说，这可能是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两个形象。但需要指出的，“圣女”并非以洁身自好、温良贤惠为必要特质。我们回到“男性恐惧女性唤起他的情欲，从而妨碍获得精神的救赎”这个观念，这个精神具体是什么？我趋向于康德的话：一种审美理念表现出的能力。它相似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而情欲则是本我，它包含了人类的动物欲。自我就是一种现实的认知总和。超我是社会人格的中枢，指导着自我的探索。超我也不会以经验和现实为依据，它是众多概念在个人的内心内化出的审美理想。圣女正是这样一个形象，她非现实，但人们心底在找寻，并且每个人的这个形象迥异。而温良贤惠的特征仅仅是与本我和自我交织出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对立面。同样的，道德并非道德规则，道德规则也仅是自我和超我交织出的一个认知面。它们都是一种自我认知。就个人观念来说，性道德的消失，一方面它促成了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一种男性的审美理想的破灭。文化工业的数以万计的广告，打造了一个个这个理想破灭的替代品，我们的理想开始以“对这些替代品的观念”作为目标，而无需经过内心的内化。超我的式微，意味着本我激发的欲望难以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