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届和第5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分别是《克莱默夫妇》和《普通人》，都是通过家庭视角来阐述一些美国社会问题。

《克莱默夫妇》讲述了妻子对生活感到疲惫，从而选择离开丈夫和儿子。为此丈夫、儿子在丕变的处境中经历了一连串的困难，最后又因为抚养权的问题，妻子和丈夫对簿(bù)公堂。而《普通人》则是讲述家庭的长子不幸溺水去世，在一家人中各自埋下了心理变化的种子，从而导致了一场精神和家庭上的危机。它们都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故事。

从战后1950年代开始，新中产阶级的比例也逐步增加。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来描述，就是“自主业主的衰落和非自主的雇员阶层的兴起”，也就是“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凡夫俗子就是小人物，也就是民众的异化称谓“大众”，大都市的生活之人。新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基本围绕工作、闲暇、成功，它们构成其人格。当《克莱默夫妇》中的白领出场时，让我瞬间联想到《出租车司机》中为那位办公室公主。两者展现出来的妆容和暧昧气质极其相似。两部影片分别是1976年和1980年，多多少少展示处一个时代的群体形象。

《普通人》又译《凡夫俗子》,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首叙事诗《家葬》都涉及了家庭丧子之痛。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弗罗斯特在生前一直在购买农场，希望通过土地生活，这算是老式中产阶级的理想。叙事诗《家葬》中的妻子沉溺在丧子之痛中，认为丈夫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从而争执，想离家出走。诗末写道：

“你——哦，你以为我就说说而已。我必须走——

离开这个家。我怎能让你——”

“你——敢！”她把门开得更大。

“你要去哪？先得告诉我。

我会跟着你，把你拽回来。我会的！——”

而在电影《普通人》中，丈夫给出了另一对待方式。

在我们技术时代的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家庭受到最大危险的威胁。现代的环境和观念冲垮了家庭价值，在外力下促成的“偶合家庭”，往往家庭成员互不了解，追逐不同的目标，甚至勾心斗角。虽然中产阶级文化发展出一个观念，即强调情感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但随着社会结构和生活空间的演化，新中产阶级迎来了家庭危机四伏的时代：离婚率暴增、成员之间的工作撕裂了情感联系、父母去电影院把孩子托付他处、年轻人受到外界诱惑离开等等。在中国，1994年的《我爱我家》到1999年的单曲《常回家看看》侧面反应了这种迅速变迁的社会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旧式家庭除了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还有招人烦的邻里、寄宿来访的亲戚、佣人，它的变迁是逐次剥离的，而不仅仅是一家三口的家庭的变迁。

《克莱默夫妇》中丈夫泰德“六个月以来一直在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客户”，对妻子玛格丽特的变化一点都没有注意，后来又因为照顾儿子而被上司开除；《普通人》中妻子贝丝在家庭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提议去欧洲旅游、在圣诞节期间想和丈夫好好独处打高尔夫。不论他们内在的心理究竟是什么，我们都需要看到工作和娱乐的巨大涵义，职业升迁被视作“美好的一天”，高尔夫、旅游被视为现实之外的拯救，不一而足。正是外部结构的变化，再到心理和人格，进而呈现出家庭危机的现象。

当《克莱默夫妇》中妻子玛格丽特在法庭上做陈诉的段落，可见女权运动的影响。1960年代初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它激起了性、性别、文化、历史的多元的探讨。玛格丽特是温和地追求男女在人生进程中的平等，以及对人生的自主权和主动性的追求。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米尔斯对白领姑娘的描述：……第一份工作是她所受教育的延续。虽然工资很低，但她熟悉了办公室的常规……她也学会了如何和办公室里的男同事周旋，她开始意识到普天下的男人追求的都只是一件事。她和其他姑娘会拿头天晚上或当天晚上约会中的琐碎小事逗乐。…虽然办公室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但她逐渐了解了它，并且能够将所有人分门别类了。当白领姑娘屡屡得不到她的心上人时，这一经历便会使她心如磐石，会将她从一个来自小城的单纯姑娘，变成冷漠、文雅的城市职业妇女或单身女子。如果她对那家伙“有足够的兴趣”，她并不会拒绝风流韵事，但是她无法克服对婚姻的渴望。……虽然她总是想着自己家庭的前景，但却不得不适应着枯燥无味的办公室工作。无论如何，这工作毕竟使她能维持生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产阶层的结构同样推动了女权思想。

以男性为主构建的家庭，妻子庇荫在他的保护下远离现实社会的丑恶，或是已经社会化的女性在他的帮助下脱离某种权威的控制，它伴随“家庭暴君”的风险；两性平等下构建的家庭，则出现《克莱默夫妇》中遇到的难题，甚至毫无节制的“独立性”、“个人化”会产生父母和孩子的矛盾。矛盾之处还在于我们对美的感受主要处在青年时代，为人父母之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性格和精神之美，爱情也随之消弭，取而代之的将是“统治和占有”。 也许，构建家庭这一共同体的理想状态，需要精神上的成长。糟糕的家庭会剥夺孩子童年时代应有的回忆，让他们成年后残酷无情。假如存在一个好的家庭，他们会变成另外的人，更好的人。

到了新中产阶级兴起，家庭观念的日趋淡薄、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只能出售他自身、现代的时间规训区分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无处可归的现代人做着的乌托邦美梦。于是大众传媒是乌托邦，对工作的崇拜是乌托邦，知识、财富全能的神话是乌托邦，以消费塑造的形象是乌托邦。它们替代了那些包涵无限温情的梦想，现实和梦想统一成一个似真似假的景观，梦想变得可以“统治和占有”，可以绩效和替换，让美貌等同了精神之美，它凋敝在我们有限的理解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