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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恒久远,而人生短暂。”——医师·希波克拉底「逝于公元前370年」代表作品:《希波克拉底誓言》
关于这部电影的细枝末节、台前幕后,这可能是最详尽的一篇了。
01
1986年,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160公斤的大胖子。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东张西望,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几天后的晚上,胖子来到北京天桥剧场后台,热得喘不上气。剧场没空调,他的妆差点花了。当晚,这个名叫帕瓦罗蒂的胖子上台后,用一个又一个高音把台下的观众给震傻了。大家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为歌剧喝彩。而此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人民大会堂。帕瓦罗蒂在那里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他也是第一个在那儿搞个人演唱的外国人。帕瓦罗蒂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竟长达9分多钟。后来中国政府再邀请他来,他不敢来了:“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为了让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意大利方面两年前就在跟中国政府协商。连续打了两份报告给文化部。彼时,中国条件很差,也没什么钱接待歌剧团。不但交通费是意大利人自己出,由于饮食习惯中方无法满足,帕瓦罗蒂所在歌剧院还自备了洗衣机、冰箱和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物。两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唬人。但跟另一个意大利艺术家比起来,那就是小儿科了。1986年,另一个意大利人带着几个意大利厨子,外加22000瓶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跑到了中国。这些材料不是为他一个人饭量准备的。是为一个剧组的外国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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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就是这位艺术家

两年前,意大利打报告推荐帕瓦罗蒂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巴叶塔访华,带着一项任务跟邓小平当面讨论。这个任务,是给那位意大利共产党艺术家开一扇非常大的后门。他想去故宫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那时,横店影视城八字还没一撇。而这个名叫贝托鲁奇的导演,又对实景拍摄相当执拗。他坚定认为只有在故宫拍这部电影,故事才能流光溢彩。基于中、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渊源,同时,为了表达我国开放的态度,邓公亲自批复,同意让贝托鲁奇进入故宫。就这样,1986年夏天,筹备了近三年的史诗电影《末代皇帝》开拍了。此后6个月的时间里,贝托鲁奇开始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场赌博。筹码高达2500万美金。钱是问欧洲五家银行借的。他要赌的,是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大翻身。如果失败,他可能永远都拍不上电影了。
02
1941年,贝托鲁奇生于意大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爹是诗人、影评人、艺术史学家。继承父亲优秀基因的贝托鲁奇,15岁就开始写作。他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拿到了维亚雷吉欧文学奖。这个奖后来还有个获奖者,名叫亚利桑德罗·巴里克。他写过一本名叫《1900:独白》的小说。后来,意大利一个叫托纳托雷的导演,把它改编成了《海上钢琴师》。按照当时的趋势,贝托鲁奇应该在文学道路上勇猛向前,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跟他的老乡卡尔维诺一样进入大师行列。结果一次意外,由于他爹曾帮意大利名导帕索里尼出版小说,帕大师就说,小子你想来当我的助手吗?年轻的贝托鲁奇一去,瞬间把文学给抛在脑后,从此立志要拍电影。23岁时,贝托鲁奇就崭露头角。拍出《革命前夕》。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革命青年和姨母乱搞。他电影里的一些母题,比如政治、爱欲,就此浮出海面。这期间,一个在好莱坞闯荡的意大利导演看他才华出众,邀请他去给一部电影做编剧。结果贝托鲁奇编出来的玩意儿没被采用。理由是,你小子写的东西对美国观众太深奥了。这个意大利导演,名叫赛尔乔·莱昂内。那部电影,就是《西部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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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鲁奇、戈达尔、帕索尼里」

《西部往事》是赛导“往事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为他在“镖客三部曲”之后奠定了巨大声望。他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是在1972年拒绝执导《教父》。而就在那一年,贝托鲁奇凭借《巴黎最后的探戈》震惊了世界影坛,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也留下了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那之前,他的《爱情与愤怒》《随波逐流的人》连续两届拿到柏林金熊提名,证明了其出众才华。随后,他把马龙·白兰度找来,主演一个50岁的丧妻男人。白兰度遇到一个18岁的法国少女,两人展开虐恋。在一场强暴戏中,女主演玛丽娅·施奈德被马大帅抹了黄油的手指伸入下体,造成难以抹去的阴影。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巨大声誉,也让他遭到强烈的道德谴责。由于电影尺度极大,故事情节备受争议。最终,它被意大利政府禁止公映。母片被销毁后,贝托鲁奇被剥夺公民权5年,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这之后,贝托鲁奇遭到了报应。他花巨资拍摄的史诗《1900》很不卖座,虽然日后这部影片被抬上神坛,但在当时,它5个小时的时长令人头大。然后,贝导又拍了《月神》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也没让贝托鲁奇产生质的飞跃。甚至有人觉得他疯了,艺术上已经山穷水尽。欧美电影界传出的流言是,贝导正在接受精神治疗。恶毒影评人的意见是,照这个趋势,他这辈子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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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贝托鲁奇也很焦虑,1982年,他专程从欧洲飞往洛杉矶,准备改编硬汉派大师达希尔·哈米特的代表作,《血腥收获》。这部电影,他已经期待五年之久。值得玩味的是,《血腥收获》曾启发了电影天皇黑泽明,拍出了《用心棒》。而远在意大利的赛尔乔·莱昂内,又受到《用心棒》的启发,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荒野大镖客》。看来大师们的趣味,都是相通的。

很不幸,最终,贝托鲁奇的计划胎死腹中。

同名电影没能拍出来。五年后,他还对此耿耿于怀。

好在1982年,他读到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03
溥仪的人生故事一上来就打动了贝托鲁奇。首先这是一个传奇,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经过历史的洪流后,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园丁。其次,贝托鲁奇并不熟悉中国历史的细节,他看到的是人的悲剧。在他看来,溥仪是个被历史裹挟身不由己的人。他还没懂事时,就被迫与生母分开,莫名其妙被推上皇位,阴差阳错变成皇帝。当他刚懂事时,变动的政局又把他推下权力中心。他被囚禁在古老的宫城里,只能享受腐朽的阳光。他一生中权力最鼎盛的时刻,是年幼时登基,享受万官跪拜。可他成人后,任何重大事件,乃至其个人生活,都不受其左右。无数力量只是想利用他。为重获权力、掌控人生,他跑去跟恶魔合作,最后还是沦落为工具。抛开历史,贝托鲁奇看到的是一个徒劳挣扎的人,一个不自由的人。后来他说,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个人的同情,他根本不会拍《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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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贝托鲁奇手上还有个选择,把安德烈·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人的命运》拍成电影。这个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上海,以国共两党政治冲突为背景,题材涉及很多政治问题,又只能放弃。

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溥仪的故事里。

贝托鲁奇先花两年时间搞出了初稿剧本。他对这个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他决定亲自去中国看看。这有助于故事的打磨,也能让他避开欧洲那些烦心事,给他一个避风港。来中国前,贝导专门看了一遍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等他到了中国,才发现麻烦很多,语言不通,历史一知半解。当时,筹备《北京故事》的王正方也住北京饭店,两人房间挨在一起。贝托鲁奇跟他抱怨对剧本很不满意。王正方说,老贝你不能硬来啊,你要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一个老外怎么找素材?王正方想办法给他联系了北影厂的人,又推荐他去找溥仪古文老师陈宝琛的儿子,做电影顾问。顺着这个思路,溥仪的弟弟和帮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了顾问。

与此同时,贝托鲁奇像安东尼奥尼一样,用一双眼睛到处看,跟上百个中国老百姓交谈,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思维习惯。


然后,老贝回意大利了。很幸运,在意大利,他遇到一个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陈凯歌、张艺谋的同学,后来拉上洪晃拍《无穷动》的宁瀛。她是北电78级录音系的,正跟意大利名导吉安尼·阿梅利奥学导演。吉安尼常带学生去各大影展乱窜。有一次,在大岛渚的影展上,贝托鲁奇做开幕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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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尼把宁瀛介绍给贝导,说这是我一学生,你不是要拍中国电影吗?你俩可以聊聊。宁瀛去贝导家聊剧本,就瞎聊,也不知道干啥。新一稿剧本出来,老贝给了她一份。宁瀛早让家里人把跟溥仪有关的书寄来了。拿到剧本,她一段一段地写细节补充。剧本一厘米厚,她注释写了两厘米。比如电影开头苏联火车上车窗上贴俄文报纸,比如婉容朝日本人脸上吐吐沫,这些宁瀛都从史料中读到过。把注释交给贝托鲁奇后,贝导只花了五分钟时间,就决定让宁瀛跟在自己身边,让她做电影的副导演(之一)。随后,贝托鲁奇带着团队频繁往来于中意之间,取材、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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