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妮克·阿斯克渥德(Janicke Askevold): 生物性与社会性养育的并置

作者：Leslie

摄影：Leslie

信息图片来源于洛迦诺官网

笔者按：

挪威导演安妮克·阿斯克渥德（Janicke Askevold）之前一直以演员身份活跃影坛。她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单身母亲》（Solommama）于当地时间8月11日在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影片的故事源于导演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单身母亲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她孩子的精子捐献者，并开始接近这个男人。影片的故事背景与挪威的社会现实结合紧密。2020年，挪威通过了历史性的《生物技术法》修正案，正式允许单身女性在境内合法接受辅助生殖技术（IVF），并由公立医疗系统对单身母亲提供医疗资助。

影片的主角伊迪斯（Edith）是故事中所有亲子关系的核心：伊迪斯与她的母亲；伊迪斯与她的儿子，甚至捐精者的女儿也与伊迪斯产生了某种母女关系。在采访过程中，导演也对剧中几组亲子关系的创作过程进行了阐述。

以下是对导演安妮克·阿斯克渥德的采访，采访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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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之前是演员，这是你第一次执导剧情长片。你为什么要从演员转到导演？为什么把这个故事选作你第一部长片？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我一直都想当导演。我在巴黎上戏剧学校的时候，我在戏剧领域很多年既当演员也当导演，也把表演当作学习电影制作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一直在演戏的同时拍短片，我也做剪辑，我努力去学电影制作的各个部分。我之所以想拍这部片，是因为我想谈谈当今社会的为人父母这件事，而且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成为单亲妈妈。它是从一个真实故事开始的：我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她孩子的捐献者，她联系了他，然后他们开始约会。在70年代，像《克莱默夫妇》（Kramer versus Kramer）这样的电影讨论的是带孩子的离婚问题，但这在今天已不再是社会议题。如今，关于亲子关系的讨论已经演变了。

问: 所以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因为你有表演背景，你和其他演员、女演员的合作是怎样的，尤其是和丽莎（Lisa Loven Kongsli）？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对我来说，在开拍前做大量排练非常重要。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发展角色的人生经历，让她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我喜欢在开拍前和女演员进行很多讨论，也会做朗读和排练。是戏剧出身的背景，让我深知挖掘演员心理的重要性。因为了解角色，我们就能预判他们在场景中的反应。所以与演员的合作非常有机且自然。而且，我深知做演员有多难。

问: 你会怎么形容主角伊迪斯（Edith）？她是一个强大、独立的人吗？因为她是个 单身母亲。我们也能看到她的一些脆弱，尤其是在她身体失控的时候。你刚才提到心理层面，你在写作的时候也写了人物小传吗？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是的，当然。我觉得理解他们从哪里来非常重要。而且因为她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她只和母亲一起长大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总会尝试把我们成长的方式和我们为自己建立的家庭联系起来。伊迪斯小时候，她父亲离开了她，但她母亲拒绝谈这件事。声称“我们不需要男人，我们俩过得很好”。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她不理解他为什么离开。她会想，也许是我的错，所以他才离开。于是她心里一直带着这种悲伤，围绕着这个男人。因此她告诉自己：“我要比我母亲做得更好，我要做相反的事。”她对儿子的身世并不隐瞒，她希望这变得常态化。但与此同时，也许她做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她独自生下了孩子。我想将这两种养育方式并置，以观察其中的差异。所以我想把这两种成长经历并置起来，看看差别。

问: 我们看到了艾迪斯和儿子、艾迪斯和母亲，以及尼尔斯（Niels）和他的孩子们。你把这三种不同的亲职并行放在一起，你怎么让它们区分开来？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这也来自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当了很多年的单亲妈妈，我现在也是继母。我觉得当继父/继母很有意思,它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我只是想谈谈当今社会不同类型的亲职。做继父/继母和做亲生父母之间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能一样令人满足吗？因为尼尔斯也有这种需要，他也想要亲生孩子。不能拥有这一点，对他来说有点像一种失落。他爱继女，但当他和妻子离婚时，他和孩子之间没有那种生物学的连接。他害怕他会失去这种联系。我会想，生物学连接和社会性连接相比，哪个更强烈，哪个更重要？

问: 那伊迪斯和她母亲之间的那种母女关系呢？我们能看到她们之间有很多冲突。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她母亲不愿意把丈夫离开看作一种失败。她想要坚强。但她从来不谈这件事，这让她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绷。有太多没说出口的东西，但她们俩心里都很疼，可她们不知道怎么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两个女人彼此相爱，但她们不知道怎么彼此交流。

问: 尤其是她们一起做治疗的那场戏，去见心理医生那场，你有心理学背景吗？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没有。我对人非常感兴趣。我喜欢观察人。

问: 还有一个特定的场景，伊迪斯晚上回到家，她问她妈妈能不能和她一起睡，但她妈妈拒绝了。你是怎么把这一段写进电影里的？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我觉得伊迪斯仍然需要当“某个人的女儿”，需要有人照顾她。因为当你是单亲妈妈时，你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你会觉得有责任向所有人证明你能处理好一切。但现在她也需要一个肩膀可以依靠。而她的母亲生病了，她说，你得睡你自己的床。这是她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所以我们看到她正在失去她，她快要消失了。所以她不再拥有那个母亲形象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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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作为一位女性电影人，在这部片的整个制作中你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女性视角？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对，我觉得当你是女性电影人时，我某种程度上会感觉自己有责任去讲女性的故事。对我来说，和一位女性制片人一起工作也非常重要。我们合作得非常紧密。这也是她的第一部电影，所以对她来说和对我来说一样重要。我们合作很紧密，但同时，我也觉得从男性的视角、从捐献者的视角去看很有意思。所以我也很高兴和两位男性编剧合作，让两边都有一点。

问: 你们是怎么一起合作的？电影里有很多女性角色，主要角色之一“捐献者”也非常重要，他是个男人。你们是怎么一起把整个故事写出来的？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对，我先发展了故事的第一版，然后我做了很多研究，我们也和编剧们讨论了很多。我先和一个人合作，约根（Jørgen Færøy Flasnes），他是挪威人，然后是马德斯（Mads Stegger）。所以他们俩各自都做了一版。同时，我们围绕它进行了很多对话，但我们不是同时写。先是约根写一版，马德斯写一版，然后我再写一版。

问: 所以就是迭代、迭代、迭代。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对，我们讨论了很多角色的发展、艺术这些东西，但我们并没有在同一时间一起写。

问: 在你最初或早期的版本里，你是怎么描述尼尔斯的？你怎么写他？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这是最复杂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也希望他像伊迪斯一样复杂。我不想把他写成完美的人，但我也不想把他写成失败者。我希望观众能相信她会爱上他，但他也有点脆弱，而且他的人生也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所以我试图去弄清楚的就是这种双重性。这花的时间最长，但我也是为这个演员（Herbert Nordrum）来写这个角色的。我知道我想让他来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也成了一种灵感。

问: 摄影、调色、服装设计，他们穿的夹克、衬衫。你会把这种视觉风格形容为宜家式吗？或者说斯堪的纳维亚的视觉风格？你怎么和摄影指导、以及美术指导合作？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在摄影方面，我们更多讨论的是法国电影，我想，因为我住在法国，而且我人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法国生活。从瓦尔达（Agnès Varda）到 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我们想保持一种俏皮、轻盈的感觉。而在更偏惊悚的感觉上，我们看了韩国电影，那种冷、而且构图非常讲究的画面。我们拍摄时间很少，所以必须做很艰难的选择。我们镜头拍得很少，所以必须更有创造力。至于服装，我想避免“诱惑”（seduction），我想保持很时尚(chic)，但绝不性感，我不想让它变成关于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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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电影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伊迪斯如何使用谷歌搜索和社交媒体。你对线上隐私的一些看法是？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当然，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 AI 和一切。我觉得有了照片、有了一个人的声音，不幸的是，今天要保持匿名非常难。就像我在发布会上说的，将来为了确保男人们仍然愿意捐献，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如何分享自己的信息，因为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男人害怕是因为他们想保持匿名。还有约会文化也是。因为有约会软件，你一刷就总有别的选择。我想人们会害怕安定下来。我感觉人们越来越孤独，而且我觉得今天更难进入一段真实的关系。

问:当你写角色小传的时候，为什么设定一个是记者，另一个是游戏开发者？

安妮克·阿斯克渥德: “记者”这个职业设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我想是因为作为记者你有很大的道德责任，哪怕你不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同时，伊迪斯又是一个好奇的人。所以我相信，当她拿到捐献者的名字时，她是个好奇的人，她会想要继续了解多一点。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她是一个事业型女性。对我来说，我小时候曾梦想当记者。我也学过一点新闻学。所以这份工作也让我着迷吧。

关于尼尔斯游戏开发者的身份，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的科技，比如硅谷，他们有很大的梦想。他们会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我想让尼尔斯也有这种大梦想，用他的技能去帮助孩子。但到最后，他只是做了一个给孩子的游戏，让他们沉迷游戏。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今天的科技，你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比如 AI 也是。你可以在医学里做很伟大的事。但在其他、更偏创意的工作里，它也可能很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个既让我着迷又让我害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