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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OUBIÑA(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

《沼泽》(2001)的开头看起来是个错误。一场暴风雨从山后传来,破旧泳池边的一群人,高温,养尊处优的舒适,一个家庭事故:没有任何一个给到我们期望的信息。我们在哪里?这些人物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剧本创作手册会建议这样来开启一部电影。实际上,当进行这个项目时——也是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她被频繁地建议只聚焦于一到两个人物,选择一条情节主线,并且赋予她的电影一个更简洁明晰的主题。

《沼泽》中有太多人物(沼泽是马特尔在电影中给她家乡取的名字),并且所有的人物关系始终令人困惑,即使我们最终成功理清楚他们的家庭关联。在每个影像中想要分辨出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是困难的,因为这个故事避免强调任何情境的优先级。但那正是这部令人震惊的电影的特立独行之处。混乱,困惑,不确定:电影所讲述的内容包含在它讲述的方式中。庆幸的是,导演无视了赋予她的故事一条直截了当的情节线,以及清晰地描述冲突和人物之间层次的建议——毫无疑问这样做可以产出更高效的电影。但《沼泽》恰恰是一部关于消极的活动、荒芜的时间、浪费的精力和无所事事的电影。它的人物们陷于沼泽,并且没有哪个意识到他们在下沉,丧失了救赎的希望。

Mecha遭遇了一个轻微的事故,当她在乡村的房子里养病的时候,她的朋友或亲戚Tali(Mecha以“几乎是堂姐妹”来称呼她)和家人从城市前来看望。这两个家庭相互接触,孩子们来来去去,这片陈旧的土地焕发生机。男孩们沉迷于山野打猎,女孩们在泳池边闲聊。同时,两个女人计划一趟去玻利维亚的短途旅行,以采买学校用品为理由。这两个家庭由两类完全不同的父母带头。Mecha掌管着家庭事务;她的丈夫Gregorio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当Mecha拒绝与他继续同床时甚至不发出抱怨。Tali则相反,是一个顺从和服从的妻子,而Rafael表现为一个有爱的丈夫和保护欲的父亲——可能过分如此了,他保持了完全的控制以至于没有给妻子插手的空间。前一个丈夫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后一个丈夫对倾听不感兴趣,两个女人都困在同样的父权制系统中(显然,马特尔电影里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导演在1995年的短片《先王镇》(Rey muerto)将对于女性的压制处理得更为残忍和明确;《沼泽》中对于两性关系的评论可能更为微妙,但性别之间的紧张张力并没有减少几分暴力。这两个女人无法逃离:Tali永远不会有勇气对抗她的丈夫,而Mecha将在床上度过终生,就像她妈妈那样。

《沼泽》中有许多故事,电影暗示了它们,却没有致力于任何一个。区别于叙事线索相交织的合奏作品,这个电影如同众多潜在叙事的沼泽。人物们归属于明确的辈分和社会阶级。Mecha的家庭对家中佣人不屑一顾,但又高度依赖他们。仆人们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其他。他们住在家庭之中,参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但没有真正地融入;他们共享的所有事物只会强调他们的疏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张力是暧昧的:冲突在哪里结束,欲望在哪里开始?当José和Verónica扭打在一起,当她追逐他,我们无法辨别这是单纯的兄妹之间的游戏亦或一种大胆的感官冲动。这个家庭喜欢聚集在Mecha的床边,没有人似乎睡在自己的屋子。情欲于父母之间几乎是缺席的,但却在其他方向流淌,扩散着能量。

这个家庭的屋子被叫作La Mandrágora(曼德拉草),以一种历史上被用作麻醉药和催情剂的植物来命名。在酒精和高温的昏沉下,大人们总在精疲力尽的边缘;孩子们相反满溢着能量,彼此碰撞,跌落并让自己受伤。人物们——尤其是最小的那个孩子(Luciano)——持续不断地在惹祸但似乎从来不注意风险。有场戏中,当男孩们在山里玩着步枪,Luciano踏进火线中。这里镜头剪掉,然后我们看到山峦的远景并且听到一声枪响;我们会自然以为他中枪了。后来,孩子们在水库游泳并试图暴力捕鱼,用砍刀不规律地击打。还有多久便会有人受伤?

《沼泽》是在留白和画外空间运用上的伟大实践;场景以中景开始并在结束之前就被中断,并且在一个镜头到下一个的组接中总有东西被移动或者消除。当Momi跳进泳池中,其他孩子来到边上但在浑浊的水中看不到任何东西。时间流逝,而镜头停留在沉静的水面。这里有一个时间的空缺,然后我们看到孩子们百无聊赖趴在泳池边,讲故事。这要花我们一点时间去注意到Momi也在其中,因为摄影机刚开始将她保持在景框之外。马特尔使用这些手段作为迷失方向的策略。因此,故事以一种诡秘的和精心安排的富于感染力的方式展开。马特尔制造了这些令人不安的情景,然后回避和忽略潜在的危险,就像这种可能性从来不存在。但是我们仍然对那些看似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感到不安,并且它们伴随着我们就像有什么事会发生,或者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都被电影外部悄悄接近的稠密所决定,它像泥土一样在平凡生活的表面之下长存;每个影像只呈现能看到的一半。在人物和情境显而易见的混乱累积之下,马特尔将拍电影看作删减的过程,将电影看作减法,然而她排除的东西仍然在画面的外部,困扰着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在这种方法下,声音不再是相对于屏幕影像的多余的伴随物。很少的当代电影制作者能如此有表现力地探索这种电影制作元素的可能性。冰块在玻璃杯中叮叮作响,椅子在地板上拖动,雷声,枪声:声音给影像带来令人不安的维度。导演经常不绘制故事板,但她总是在拍摄前规划好声景:“是声音驱使着我,”她说过。“图像是一种逃避我想听到但不想看到的事物的方式。”可见的东西是为了避免展示其他东西。不把它看作一部恐怖片,我们可以说《沼泽》运用了预示怪物出现的类型机制。可怕的事物在景框之外蜷伏,灾祸随时可能降临。

在马特尔的电影中,要是有什么事发生,那必须由粉碎日常生活的爆炸来促成;情节的缺席和灾难的爆发处于永恒的对位。在《圣女》(The Holy Girl,2004)中,暴力以性骚扰的形式出现,受害人却将其视为神圣的召唤,让她去拯救这个对她犯下罪行的男人。在《无头的女人》(The Headless Woman,2008)中,它显现为一起可能悲惨的车祸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的日子。马特尔的电影充满了意外事件。但是在《沼泽》中,每个人似乎都屈服于不幸,好像它是命中注定的。人物们太无精打采了,甚至不能离开他们的沼泽;要么他们会被圣母的奇迹所救,要么他们将继续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机遇法则。一些人会相对幸运——比如José,只是被打伤了鼻子,或者Joaquin,只是失去了一只眼睛。其他人将会死去。尽管看上去停滞不前,故事实际上在汇聚着叙事强度,直到它爆发。

死亡是不公正和不合时宜的。它很荒谬。马特尔创造了一个她自己的没有上帝的世界,因为在一个孩子可能死于不可思议的事故的世界里,上帝怎敢捍卫他的统治?马特尔说过:

我说的是天主教,这是我的信仰,因为我在那里学会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定义了事物的本性和存在意义的思想体系。一种相信上帝按照计划安排了一切直到最后的体系。但是当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这样的一位缔造者并不存在、至少就“神的旨意”而言并不存在的结论,世界在它的神秘中、在它不明确的存在中揭示出来。个人不可避免地感到一种确切的抛弃感,这绝不是悲伤或麻痹,而是巨大无边而妙不可言的。并且这是神的抛弃,让生物放任自如的抛弃,对此我更愿意形成自己的思考方式。

在影片的结尾,Momi去了据说圣母曾出现的地方朝圣,并且体验了一种愿景。但它是晦暗的,因为她发现她无法获得启示。也许她是唯一一个认识到救赎不来自于外部的人。如果其他人物明白了这点,他们会开始拯救自己。但是相反他们仍然在缓慢下沉,等待着某种奇迹将他们带向一种全新的生活。

如果说马特尔现在的项目(指《扎马》)显露为更强的政治性,那是因为她将弥漫在她电影中的恐怖以及她的角色们的冷漠看作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她与阿根廷一代导演们都致力于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方法。在1990年代早期,阿根廷开设了几所新电影学校,一群年轻学生,包括马特尔在内,开始学习电影史和电影制作。同时,他们在街道上获得政治学位:这十年以所谓私有化现代化和市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为特征,在此期间,腐败的卡洛斯·梅内姆政府摧毁了工业,提高了失业率并且加深了贫穷。这种不稳定需要新的电影生产策略和电影美学方法,马特尔和她的年轻同侪,尽管经济困难影响了电影制作,却迎接了挑战,给国家工业带来了被称之为新阿根廷电影(New Argentine Cinema)的深度复苏。他们的电影可被看作70年代军事独裁、80年代社会经济危机和90年代野蛮的新自由主义给他们的国家造成的连续破坏的地震学记录。

作为对更早的阿根廷电影(严肃、传统、循规蹈矩)的回应,电影制作者像马特尔、Martín Rejtman、Pablo Trapero、Adrián Caetano、Lisandro Alonso等,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以严谨、精细和想象力记录每一次新的动荡后社会重新定位的面貌。政治可能不会清晰可见地出现于他们电影的表层,但它无所不在其中,影响他们的角色关系和行为。在《沼泽》——新电影运动最高的成就之一,政治体现于人物所处的令人绝望的、沉沦的世界中:破旧的房子、倦怠的大人、孩子的伤疤、中产阶级的特权、对女人的无声压迫。旧的传统已经过时,但未来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犬儒和停滞。

在2001年末,当新政府颁布的进一步经济限制导致了自发的暴动,阿根廷爆发了新一轮的政治危机。马特尔的电影就在这之前制作完成,克制的暴力渗透进表演和对话中,影片成为这个国家近代史上极其艰难时刻的罕见的表现。这是一部非凡成熟的杰作,没有出现任何经常困扰导演首作的失误;在这些影像中没有笨拙、犹疑或不安全感。《沼泽》宣示了一部这样的作品,打从一开始,它便散发着罕见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