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人自己的声音，音乐无疑是更值得信赖的。对于诵读、朗读来说，它们依靠声带、喉舌的微小运动，而音乐则需要一种更为专注的传导、制动才能产生，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看到它产生的痕迹与动作，因此，在《巴赫》中，声音是可听的、也是可视的。在《巴赫》中，我们听或看到两种声音，一种是真实听到的（关于美学的、好听的），另一种是被赋予的。从一个与历史的共同点出发，不得不专注的演奏执行一种无法抗拒的专注行为，同时人物的衣着（涉及到一套可共时的环境与物）与旁白连接，演奏被赋予另外一种可能性与意涵，历史在此刻得到某种（考古式的）复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能看到的真迹，通过一种发射器，再现一种可能性。我们也在第一种美学的声音中，不断的感受（第二种声音中的）历史的时间——它包含爱与死亡的感受。
同样在《历史课》中，那纯拍摄驾车的长镜头也是充满魅力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发生在现代），它一方面是一种无法被表演的动作，因此回归日常态，但同时被赋予一种行动的目的——沟通某种历史的区域，因此它同时被纠缠在现实与历史的两个合并点中，它的时长也是必须的，只有在较长的时间中，我们才能发现这里的驾车不是为了连接（前后两个场景），而是一种纯动作，因此得到一种纯情境。
这也是赫尔佐格的佳作《阿基尔，上帝的愤怒》魅力所在。在它第一个镜头扫过拖着辎重向山而行的人们：这里不得不存在两个相同的情景，一个关于历史上的人物不得不如此出发，另一个关于拍摄电影的人们不得不真确接触哪些笨重的盔甲与带来的重量，在此刻，表演被耗尽了，只剩下人与环境的搏斗（我们因此看到了雨林、地质、甚至疾病）……这是我想在赫尔佐格的电影中看到的，但是却再未出现过的。即使是在好莱坞的大片电影中偶尔也能找到这样类似的东西，《泰坦尼克号》中人们不得不穿上那个时代的衣服（那只被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大船也是某种衣着），衣服决定了人的动率，比如上层的静态与下层的动态。衣服作为一种可被复制的魔物（而具体事态与人本身不可复制，因此要让衣着代替人），附着在人物身上，我们得以以另一种方式去接近历史，这也许也是卡梅隆要设置两个时间点的原因，我们清晰的看到交叠在两个时间的物品被抚摸与使用。
在汤浅政明的作品《平家物语：犬王》中，他以一种粗糙的方式说明了我们对历史的态度——一种现代摇滚乐被植入古典剧目中，人物从来没有言说过历史，这里没有对于历史的态度，只有一种姿态，一种言说的权力，展开一种彻底的可能性。我们不是为了复原历史（很有趣的是沙马兰的《神秘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指涉了它），在那些比较一般的历史电影中，衣服与历史物件只是一种装饰与背景，人物面向镜头，展示一种表演—历史。
当然，h-s的电影无疑涉及到更多的……（待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