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如果存在，他们将以地球科学家的姿态和视角介入电影中一个“更低”维度的文明世界，即人类世界。观众在其中的被拒绝和强烈的间离感，与那伪纪录片式的移动长镜头所创设出的真实感，形成一股特殊的张力。这股张力在这样的假设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因为它似乎属于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形态，无法被观众把握。

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前中世纪历史印记的蛛丝马迹，假如这并不是另外一个星球，而是一种对地球上的“文艺复兴”历史的重新解读，那么电影中的“地球科学家”们的历程和变化，便是可读的一种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批判性注解。杂乱无序，反审美的世界影像，便成为了殖民者来到“新世界”时的具象化感受。所谓的“上帝难为”，亦是人之常情。自诩上帝的主人公，带着传教士般愿景的浪漫主义精神，喃喃自语着“鱼喜欢牛奶” ，显得更加荒谬可笑。当他终于不堪重负地诉诸杀戮，企图排解自身无法和解的矛盾和信仰危机时，宗教战争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便上演了。电影中的宗教成为了一种合理化历史和罪孽的语言，本身带着崇高的理想却在现实中落败。电影中的“上帝”累了，不仅是因为它意识到了人类的“无法拯救”，更因为他无法承担他原本自以为能承受的牺牲而自我崩塌了。

这电影给了我们一种极端的沉浸式体验，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被传统的历史叙述冠为“文艺复兴”的另一面，这个“上帝”自我崩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