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拍麦哲伦？

已经过了拿Lav Diaz电影练禅定的年纪了。

曾经我还会花八小时看《悲伤秘密的摇篮曲》，但在23年上影节《历史的终结》之后我就决定不再看Diaz，没想到这次因为Gael García Bernal当主演而点开了他的新片。

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好多说的，跟以前一样，不爱用浅焦、不爱动镜头、没音乐、直白的暴力画面（自称不是想造奇观而是想当“记者”），整体拍得四平八稳，批评不批评意义都不大。唯一使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麦哲伦？

作家Lydia Davis收到朋友送她的一本书叫The Wheelwright’s Shop，整本书两三百页巨细靡遗地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制作马车车轮。于是Davis就想问，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Diaz为什么要拍麦哲伦？

查了一点资料，这个项目最早是叫“Beatriz, The Wife”，Beatriz是麦哲伦大概19岁的妻子Maria Caldera Beatriz Barbosa，关于她的资料寥寥，一共就四五行。显然这给了导演很大的发挥空间——侯孝贤年少时痴迷的聂隐娘的故事也不过一千多字，他让舒淇读裴铏写的古文，舒淇说，诶，翻一页就没了；莎士比亚妻子Anne Hathaway的一手史料几乎是Marriage Bond之类的法律文书，儿子Hamnet的信息更是只存在教会登记簿中——就像多肉植物，沾点儿水就能活。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这并不是一部关于Beatriz的故事片，因为Diaz在研究的过程中，铺天盖地的殖民讨论始终无法让他避开麦哲伦本人。经过七年的研究，《麦哲伦》诞生了。

菲律宾的历史教科书不会说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而是强调他“抵达”群岛，因为那会儿当地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和贸易网络，Diaz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强调这一点，诸如，他写Enrique这个角色就是马六甲“贸易”的体现。菲律宾的历史教科书当然也会讲麦哲伦对天主教的引入，不过往往是“宗教传播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语气。在Diaz的处理中，延伸了最初Beatriz情结的一点就是电影里的圣婴像（Santo Niño）。由于圣婴像在宿务人的conversion中起了很大的作用，Diaz有意将圣婴像跟麦哲伦与Beatriz的爱情联系在一起，如今80%人口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圣婴像。不过也要荡开一句，现在菲律宾的天主教，其实是被本土文化重塑过的混合型信仰，诸如前殖民时期菲律宾人跳给神灵的Sinulog舞蹈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跳给圣婴：Santo Niño孩子王般的形象，对菲律宾人来说很可亲。哦，还有个fun fact，Diaz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亲却是communist，这种拉扯，比之菲律宾人对麦哲伦态度的拉扯也不遑多让吧。

Diaz这部影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对菲律宾民族英雄拉普拉普（Lapu-Lapu）的推翻。

在接受《滚石》采访时，Diaz表示，他觉得拉普拉普这个人很可能并不存在，而只是Rajah Humabon虚构出来的。因为经过研究，他发现关于这件事最完整的记录其实只有麦哲伦的随行记录官Antonio Pigafetta的记述（还有一份来自也是跟着麦哲伦的水手Miguel de Mafra的记录，但已经遗失了），其他就是一些幸存者的互相矛盾的记述。Diaz认为，由于当时麦哲伦已经几乎让整个宿务都皈依了天主教，Humabon就造了一个“拉普拉普”，企图阻止大家改信。

在传统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拉普拉普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反抗欧洲殖民者的人物，他在麦克坦战役中杀死了麦哲伦，是彰显菲律宾民族意识的先驱。而且这种叙事在上世纪菲律宾独立之后被强化，起到了树立类似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章西女王、“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或者往早了说，比如中国人的岳飞、文天祥之类人物的作用。2021年是麦克坦之战500周年，随手一搜就有菲律宾学者在当年出版这一角度的写拉普拉普的书籍，“因结合民族主义与解殖理论而被广泛用于大学历史课程”（Roland Simbulan：Si Lapu Lapu at ang Ating Tagumpay sa Mactan laban sa Kolonyalismo，意为“拉普拉普与我们在麦克坦反对殖民主义的胜利”，书名中“ating”即“我们的”，显然有良苦用心）。不过近些年也不乏史家对这种叙事进行修正，指出1521年时根本不存在“菲律宾民族”概念，然后说拉普拉普只是一个地方酋长（datu），他与麦哲伦的冲突不是民族与殖民的冲突，而更像是“本地势力之间的联盟与对抗”。而Diaz则更进一步，激进得像咱们上世纪轰轰烈烈的疑古运动，以“古史辨”破坏旧史学。顾颉刚当初猜想上古史里的禹可能是九鼎上铸刻的一个类似夔龙的神话动物，后来才被逐渐人格化为圣王，也是掀起轩然大波，这跟Diaz怀疑不存在拉普拉普这个人引起了许多菲律宾历史学家激烈的反应（称其电影为revisionism）一样。有趣的是，据Diaz讲，《麦哲伦》在宿务岛放映时人们都普遍接受，反而是许多学者跳脚。我们其实也不用搬出巴特或者福柯（毕竟福柯也被霍梅尼骗），拿出Diaz曾聊到过的一个例子就能把这对拉普拉普质疑也好祛魅也罢的工作的意义展示得清清楚楚：65-86年菲律宾的独裁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非常善于打造自己的英雄形象，65年菲律宾有部电影叫Iginuhit ng Tadhana (The Ferdinand E. Marcos Story)，描绘他的“奋斗人生”，虽然身出寒门，却是名天才学生，后来又成为二战英雄，说自己获得了六十九枚军功章，反正就是通过mythmaking把马科斯塑造成天选的领袖。电影上映后，他的形象扶摇直上，并在当年成为总统，这六十九枚军功章虽然后来被美国军方档案等材料证伪，如今也依然有众多菲律宾人深信不疑。说到这里，我就又想荡两笔：尽管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涌上街头要求马科斯下台，每隔几年就来一个“人民力量”运动，但在22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之前，菲律宾人选出来的是杜特尔特这号“大开杀戒”的强人。刘瑜在《巨变第二天》里引用了World Value Survey（2017-2020）的数据，说印尼、巴基斯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十个新型民主国家中，只有菲律宾对“强有力的领袖统治”的认同比例是高于“民主治国”的认同比例的。

最后我想提一点我觉得有意思的，因为我爱看各种采访，我发现了Diaz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听众说的话有微妙的区别。显然，Diaz完全不相信拉普拉普的存在，但是在菲律宾达义市（Taguig City，位于首都区马尼拉大都会的东南部）的《麦哲伦》首映式中他却说“并不是说没有拉普拉普，我们只是似乎应该重新审视Humabon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如前文所说，Diaz的疑古颇有冷硬的“解神话”（démystification）、去民族主义色彩，但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拉普拉普问题时，Diaz却强调那些反对他的菲律宾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人加给他们的史学中走出来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拉普拉普杀死了麦哲伦”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殖民文本产生的殖民叙事，即便Diaz客观上在摧毁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但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也像历史学家William Henry Scott上身，想表明他关注“故纸帷幕的罅隙”（cracks in the parchment curtain），本质依然是反殖民。而在和纽约影评人Marshall Shaffer对谈时虽然讲了马科斯与那部六十九枚军功章宣传影片的故事，落点却落到了川普身上，说“川普现在正在做相同的事”。这些幽微的discourse，狡黠得使我莞尔。

今天，麦哲伦被杀的纪念地，Mactan Shrine园区内，麦哲伦纪念碑与拉普拉普铜像对背而立。解构他们故事的《麦哲伦》，将被菲律宾送往伯格曼口中“侮辱电影艺术的机构”Academy，参与下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过去七十年里，菲律宾选送的53部影片无一入围。

突然想起李雪琴在脱口秀大会上讲的段子——“麦哲伦，他死路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