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孤独划注脚，为自卑立尊严

如果你从《狐狸猎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贝尼特•米勒的创作特点—尽管只有三部长片，对于非虚构类题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孤独、自卑人格的着迷。某种程度上，自卑的另一边很可能是自负，是毁灭。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毁灭，以实现悲剧性的陶醉。真正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他从不为他片中的人物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诡辩，他只是尽可能地呈现，却又为他们的孤独划上了注脚，为他们的自卑立下尊严。

首先贯穿三部长片的一个特点在于共通的人物关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处的阶层与社群接纳，派瑞渴望被人们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阶级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过赛季的成绩自我证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联盟，同样证明自己，不同仅仅只是二者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点球成金》）；杜邦渴望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只是获得母亲的认可，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阴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赋与优势的人面对戴夫显得手足无措，幸福—最普世、最滥调的词眼却是这两个灵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猎手》）。通过两个同质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开矛盾与冲突，形成戏剧性。

《狐狸猎手》的开场，马克在一群小学生中举起自己的奥运金牌，进行着价值20美金的演讲，悲壮而又古怪。僵硬的肢体动作会让观众在给予同情的一刹那又会犹豫几分，光是动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场关于可被称作“爱国者”的自尊的顽强保卫战。他的desire是什么？成绩？似乎他已经有了。是家庭，是幸福，是认可，是面对成功无法调和的渴望与代价之间的冲突。杜邦相比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无不对他保有得体的附和与回应，但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杜邦初见马克的一场戏，贝尼特•米勒不寻常地给到了一个远景，强化了他的神秘感。转场到书房时，他在与马克握手前电影给了一个反打镜头：他望向画外，观众此时会误认为画外空间仍有人存在，结果实际上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他的母亲。相比儿子，这位母亲的信息显得更加神秘，出场都是行进过半时，但不可否认，她的威严与权力借着她的马匹笼罩在整个庄园之上，正如她的存身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儿子以及庄园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关系成为了更加具体的共感—利用关系。卡波特作为精英作家的傲慢与自负，体现在他与片中每个人的交涉中。首先是开场白、俏皮话，然后便是真正此行前来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总有对方无法拒绝的自信；然而这样的话术却又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短短三场他与其他名流间的酒会社交戏，我们领略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能力，往往承担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比的孤独，与渴望被接纳。在狱中，卡波特对派瑞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世界就会将你当作怪物般看待。卡波特如果没有书与所在阶层的认可作为入场券，他古怪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样会被这些打着领结喝着马提尼的人当作怪物。时常评价电影人物塑造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复杂性便是，从不以单一性格或者特点作为人物成立的基础。他对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经验作为自己被认可的垫脚石也是真，二者从不矛盾。临刑前面对派瑞的抽泣我绝不认为这是卡波特—一个可以轻松调用自己话术与情感实现目的的人—在与名流时的那种逢场作戏，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远去，能够与我共振的灵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牺牲他以此换来通往多数的门票。

卡波特为自己的新书《冷血》所做的试读会这一场戏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钟便诠释了二者的实际关系，同时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景别运用与平行剪辑。

景深处的观众模糊而富有距离感，卡波特此时的顶光呈现出的冷色调也体现着他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