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引导人们思考死亡的电影，影片所要表达的不只是对死刑存废的态度，也不是对某个群体政治立场的献祭。而是去启发人们思考，生命权在谁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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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们不是殉道者，而是假设的证成者。

影片前段主角团一直在为废除死刑奔走呐喊，但是影片后半段，他们将那些可能被埋藏的幽暗真相，用亲身导演的方式，公之于众时，“废死”已经不是真理和信仰了，他们用死亡，呼吁国家机器再等等，再慎重考虑考虑，再调查调查。让那些没有受过辩证观教育的大众，感受到一点对“应然”的质疑。

你们看，没有什么事是天经地义的正确！

你们看，真的有冤案！

不管女记者最终拿没拿到录像带，拿到几个录像带，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冤案。冤案一直在那，只是没有耳朵倾听，没有嘴巴去奔走相告，没有和公权力博弈的工具。主角的阴谋不能掩盖客观上的“罪”和“刑”不相适应。而妨碍戏弄司法则是另一回事，更谈不上死刑。

冤案不应该死刑，那么非冤案，死刑就判的对吗？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人创设死刑，人具有改正的能力。死刑存在问题，就该改正，废除也只是最极端的改正方式之一。

二、哀伤阶段模型（Kubler-Ross模型）

男主和白血病女提到了Kubler-Ross模型。Kubler-Ross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论死亡与临终》里，首次提出个体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需要经历的主要心理过程——“哀伤的五个阶段”（Five Stages of Grief）。

否认（Denial）

愤怒（Anger）

讨价还价（Bargaining）

抑郁（Depression）

接受（Acceptance）

她反抗死刑，却不反抗死亡。作为废死联盟的积极分子，白血病女笑着说，自己还处在死亡的第一阶段“否认”。她最终用自杀的方式去走向死亡，是不是能说明她对死亡是接受的，但是对因病而死是不能接受的，对公权力制定的死刑更不能接受。殊途虽同归，但是死亡的方式要由自己定义？

女记者心灵上也经历一个哀伤的阶段。否认自己的猜测，看到录像带的愤怒，没能挽救大卫生命的抑郁。直到收到最后一个录像带，得知全部真相，方能接受这一切。当然，被判决死刑的“罪犯”，也许也会经历这个阶段，甚至到了“讨价还价”的阶段，提供一些制造冤案的口供也未可知。

大卫对女记者是慈悲的，也是残忍的。利用她的反骨，告知她真相。因为他们死了，世间还需要不断质疑的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