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街6号的大门,也许是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拿信。离他不远处,或实际上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他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于是,马车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此刻已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尼采的发疯传闻与影片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整部片子与开头的寓言关系不大,却又在尼采启发的解构主义这条路上探索出保留个体经验的启示录。
毛皮斑驳的黑马,不愿再受到人类的驱使,选择自我毁灭,而老人也拿它没有办法。人类失去曾设想的被奴役之物,反倒成为困住的人,占有本身就是不义。
老人和女儿与世隔绝,而导演刻意安排镜头,不让我们看到越过地平线的世界,只能与面无表情的二人一样,身体与心灵都只是日复一日机械重复,起床、吃饭、做工,毫无有益的进展。
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废墟,在逆创世纪的顺序里走向寂灭,失去水,失去光明。第六天的末日来临,两人对坐吃着最后的晚餐,等待着未知的“审判”。女儿成为黑马的对照,决绝地拒绝维持生的假象,而这也是尼采在都灵之马身上看到的东西。他对妈妈说自己真蠢,此后再无超人意志的展现。生存还是毁灭,一个所有人都难以逃脱的终极之问。
贝拉•塔尔问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你变得虚弱,还是强大?”他期待着“强大”的答案。最后好像又导回到存在主义这条予人希望的路上,既然结局恒定如常,我们依然保有行动的力量,不去做任何先验价值的奴隶,只是在自我抉择里寻到生活的意义。
生存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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