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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完了《三大队》，和这个暖冬很是相衬：一部不那么刺激的追凶片。

18年读了网易人间工作室的这篇年度点击冠军《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不长，却有种潜在文字下的澎湃感。如今经历影视化改编后，这份平静之下潜匿着的汹涌仍然得有很好的保留。

这是一部典型的“陈思诚式”的电影，又是熟悉的“陈思诚+青年新锐导演”的创作模式，融汇和调用公众之于公共话题的朴素关注和情绪倾斜，以人物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直观知觉推动叙事和人物弧光的呈现。摄影风格上，多数时候向观众隐藏摄影机的存在，克制的视听语言、直白明快的剪辑节奏、突出情绪积蓄的节拍器打法，在快节奏的叙事中呈现一种元素的杂糅和符号奇观。在《三大队》中，这一规范继续沿用，但也能看到戴墨导演个人风格的探索尝试。

原型故事既已足够动人心弦，怎样在类型化叙事的两小时中压缩数十年的追凶路途，又怎样把握这之中真实人物的塑立和蓦刻，如何去完成纪录文学的艺术化视觉呈现，怎样在演员独特演绎风格之中找寻让观众共情的抓手，这很不容易。

在看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自然的联想，影片之于九十年代独特气质有着敏锐的捕捉，张译饰演警察角色的坚守和倔强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年初《狂飙》中的安欣，张译之于这类角色克制的沉默中偶然的爆发演绎的十分精准，“执念”的表现在很多细节的表现中一步步推动着情绪。但程兵的确不是同样执着着的安欣，他是个活在过去的人，遇害的小女孩青春才刚刚绽放，破碎了的三口之家，为追凶而引发疾病逝世的师父，由此中断暂停了的人生……所有这一切，让他与记忆纠缠，与过去纠缠，与自己纠缠。

而这份纠缠带来的，是更鲜明的人性的立体呈现，是关于自我存在认知问题的真实思考。最后离队的蔡斌在起初是最不积极的一个，钻研佛法也只是为了逃避过去，他说“我执”，“执”的是什么，是对自我存在的执着，佛学中认为有一个独立、永恒的自我实体。佛陀教导我们要超越这种执著，认识到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空性的。蔡斌会重回三大队，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难以逾越这份执著，他在最后劝程兵的“人得向前看”也出于这份难以逾越的无奈和妥协。

所有人都在劝程兵向前看，受害的小女孩父亲劝，陆续离场的队友们劝，曾经的上级劝，甚至师娘也拿出师父追凶时的“脆弱”来劝他放下。在那个普遍追求增长的年代，因为前方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惊喜和可探求的收获，所以“向前看”似乎意味着一种可确定的安全感的依附，所以同时，“放下”就是在承认一种失去，承认生活中确有无奈的遗憾，承认前方有着可追求的生命意义。

这种对“向前看”和“向后看”集中回顾，从“东北文学”受到关注，到大批九十年代风格的影片出现在市场，本质都是经济转型在文化现象中的体现。当向前看不再意味着发现，不再意味着获得，那我们又应当怎样定义我们自己呢？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探讨了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主观的哲学，它强调每个个体的选择和责任，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的选择负责，这也涉及到对他人自由的尊重。

王二勇被抓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不是我”，似乎“我”的边界被抹平了，多年来他谨慎细微，他学着去做一个规矩的人，去抹掉过去脏污的记忆，他有了稳定的生活，他选择了忘掉这一切。程兵已不再是警察，他本也可以选择抛掉这些痛苦，可太多的痛苦压负在他的肩上，他必须要为过去求得一个答案，他必须要为他人做出这份牺牲的选择，这是他的哲学。而王二勇真的能抛下过去吗，不，他下意识的谨慎，他暴虐的流露，他“上厕所时要玩俄罗斯方块”的习性是无法抹除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改变为另一个人，没有人能完全和过去割席。

而本片的真实感还在于其他队员的陆续离开的呈现，他们同样是可爱可亲的一群人，敢作敢为，纪律严明，功夫了得。三大队刚集合复出的时候是本片的一大燃点，活宝式的老廖、媳妇不离不弃的坤儿，都给影片带了很多笑点，正是这些活生生存在着的人们在为了这份看似不太可能寻求的正义在奔波，哪怕他们已脱下制服。但也正是队友们或因家庭或因姻缘或因疾病“掉队”，才对比出坚守这份信念的程队的执着。他对于存在的认定与蔡斌的“我执”不尽相同，更是接近于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责任和选择，关注个体如何在存在中找到意义。它的焦点更多放在个体的自主性上，而不是佛教所强调了的超越个体存在的执着。他为他对王大勇的愤怒倾卸的选择承担了后果，他也始终坚信要让王二勇为他的选择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他的人生观和选择观，也是他这份顽强的执着的信念来源。而蔡斌最后躺在河滩问自己“我是谁”，也恰恰证明了他在这一连串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迷失。

《六祖坛经》曰“无所执念所念是正，有所执念所念成邪。”所以要“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可程兵偏不忘，偏不能忘，小女孩脑后淌出的鲜血堆叠出魔鬼的血影，这让他怎么忘？师傅因为追凶命丧于途，这让他怎么忘？因为王大勇的淫贱的挑衅和王二勇不知所踪的猖獗，三大队沦为囚徒，家人疏远，警服被剥，这让他怎么忘？所以这份执念困着他，他脱不得，也逃不掉。

这里存在一个剧作的博弈，影片并未过多涉及到群众对于三大队的支持，只有追捕王大勇的群戏和受害者父亲送的茶叶蛋呈现了这种和谐的警民关系，这使得程兵执念中信仰的支撑有些弱化，但如若在出狱后群众予以理解和热情，那队友的退出势必要受到负罪感的绑缚，所以在两难中选择于此，也在之后通过流氓惹事一段予以补充。

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除了时间的顺延外，还有着空间地理的转变，从茂名到长沙再到德阳到沈阳再回到茂名，一次次的追寻，一次次的摸查，一次次的行动，程兵手里的线索堆积成一座高山，他是推石下山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他是移山不怠的愚公。而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城市特色的呈现和空间的铺开由于快节奏的叙事显得轻率，有种“流水账”的感觉，这个问题在《拿破仑》中同样存在，但影片之于凝练有效的对白书写、恰到好处的包袱抖开以及精准的情绪捕捉也算较好地遮掩了这个不足，毕竟时长限制，可以理解。

影片淡化了“刑讯逼供”的负面性，以合理的情绪动机巧妙消解了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也让程兵与家人的疏离自然地发生，“孤勇者”的坚守形象也就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