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67期。未经授权，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
这部由“墨西哥三杰”之一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在2021年底上映的影片沿用了1947年古尔丁版《玉面情魔》的名字：Nightmare Alley，直译应为“噩梦巷”，而这也正是原作者威廉·林赛·格雷沙姆在1946年所创作小说的最初名称。
吉尔莫和摩根（历史学家，同时是导演吉尔莫的妻子）在看完原著小说和被认为是“好莱坞史上最优秀黑色电影”的古尔丁版《玉面情魔》后，产生了全新的想法——“我确信会有另一个版本。”
从总体上看，“鬼才”吉尔莫降低了影片的风格化成分，放弃了此前他常在作品中着重表现的鬼怪、奇特生物等超自然元素，转而将重心放在对于“个体——人”的发掘和剖析上。
...相比《玉面情魔》所讲述的并不复杂的故事本身，其马戏团（或者说嘉年华）题材和故事的叙事时空反而更加引人注意。
首先，这部原作者格雷沙姆最为重要的作品之所以选择巡回戏团作为讲述背景，是源于孩提时在纽约迷上了马戏和杂耍表演——作为一种古老的娱乐游艺形式，马戏的痕迹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250的埃及墓穴，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现代马戏诞生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叶被认为是全美马戏团的黄金时代，很多规模庞大的戏团常年进行全美巡演。
但好景不长，进入二十世纪，先是一战爆发而后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巡回马戏团在此期间也经历了空前的衰败，而电影业、电视业的先后崛起更对这一传统娱乐业态产生巨大冲击，此外动物保护主义思潮兴起和相关法律限制的出现更为其前路蒙上了阴影（影片中也出现了警察突击戏团，主要是为了检察“是否有虐待动物和人的行为”）。
影片中所标识的，三十年代后半期美国巡回马戏团的景象，可以说是其在一战与经济萧条共同作用下最后的小高潮，台上台下、演戏与看戏的人默契地消磨着晦暗时代里现代人的最后一丝颓废浪漫。
...其次，格雷沙姆写作该作品于1938-1939年，正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西闲居的他刚亲历了西班牙内战共和国一方的失败——这场普遍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的局部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成为重要的现代历史节点。
彼时欧洲与东亚的法西斯势力疯狂滋长，战局一触即发，而北美大陆美国本土上的精神空虚、耽于新奇与刺激以逃避现实的人们还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危急的情势。
影片中没有直接点明故事时间，但人物台词“希特勒的纳粹德军闪击波兰”暗示了1939年的坐标，主人公斯坦两年后携女伴莫利出走去往大都市表演通灵秀的这年冬季，片中收音机中的“丘吉尔正考虑对日宣战”的播报证实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时间定位。
从这些不经意间插入的互文片段中，《玉面情魔》展示出吉尔莫对于影片叙事与时代之间互动、交融关系的特别观照，而往往越是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历史中，普通个体的命运也就越容易被忽视，人的命运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愈发难以自主掌控。
...新版甫一上映就有评论指出其与旧版过于相近，两次改编时隔70余年却仍缺乏新意云云，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最后所走的方向侧重于人物刻画”这是托罗接受采访时的表述。
的确，相比古尔丁版，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侧重是新版最不可忽视、也最为出彩的一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2021新版比旧版更加符合《玉面情魔》的名字。
在此基础上，吉尔莫用三条重要的线索（或者说设置）置换了1947年初次改编的几个重要环节：酒精——不可知不可控的宿命——黑色电影特质。
神秘主义还是精神分析？
在古尔丁版本中，酒精（或者说杜松子酒）的存在对影片情节的推进和人物的转变起到重要的作用，贯穿于整部影片，酒精意味一种麻痹，并往往与一类主动选择的自我麻痹相联系起来。
老版中的斯坦在进取心尚未磨灭、心无挂碍时滴酒不沾，而一场意外将酒精与老艺人皮特的死交叠。这块伤疤使得斯坦对酒精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极力保持与酒的距离一方面是为了自己保持清醒，不受酒精的蒙蔽，另一方面则是逃避、不愿面对当年意外导致皮特死亡的隐秘；新版对于“酒”元素的使用有了全新的方式——
观众可以推知晓，曾用酒精烧死卧病中的父亲给斯坦（布拉德利·库珀饰）的滴酒不沾提供了原始理由，更重要的是其为主人公补足了心灵成长的前史，熟悉原作的吉尔莫发掘出了格雷沙姆原著中隐含的另一重精神：精神分析。
...根据格雷沙姆的自述，因为战争创伤与一些西班牙异闻故事，在瓦伦西亚创作《噩梦巷》时的他一度十分痛苦，精神分析曾是他用以摆脱内心魔鬼的重要方法。然而，后期格雷沙姆向神秘主义愈陷愈深，这也解释了最终成书的小说中为何既存在精神分析元素，同时又包含了大量的塔罗牌、心灵主义等等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老版改编的处理方式是按下精神分析不表，专注以酒为出发点辅之以占卜、幽冥、怪人的命运循环来制造全片的宿命色彩，这种渊源已久的剧作精神继承自古希腊悲剧传统，常在经典好莱坞时期的邪典作品中有所体现。无论是人物的表里两面，还是塔罗牌、杂耍表演，这些不可控部分的讲述最终都指向无法解释的神秘地带，而宿命的循环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好的安排。
吉尔莫的的新版基于塑造角色和探讨人性阴暗面的考虑，将原著中精神分析加以充分展示。
影片开头就从斯坦“弑父”开始，并多次以闪回镜头强化表现主人公的内心情结，两位女性人物的设置较之前作也更加有特点。莫利（鲁妮·玛拉饰）延续了“小白兔”型的人设，但总体来说其戏份和作用是削弱了；女律师莉莉丝（凯特·布兰切饰）形象塑造一方面得益于“大魔王”的强大气场远超1947年的海伦·沃克，一方面体现出导演的新思路：
...在男主人公与这位成熟的交锋过程中，斯坦明显处于弱势甚至表现出依恋的态度，始终缺乏母爱的斯坦进而渴望在莉莉丝身上寻求母爱的替代，而这种异常的迷恋与信任逐渐演化为致命的弱点，成为了“通灵大师”所以迅速跌落神坛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还有影片中的怪人（geek）形象，在原著与影片中特指进行geek表演的怪人。
斯坦最初来到马戏团最先注意到的就是他，格雷沙姆描述道：“怪人瘦极了，穿着一件染成巧克力色的长睡衣。假发是黑色的，看着跟个拖布似的。消瘦的脸上原本画着油彩，现在都被高温弄化了，脏兮兮的，嘴角的油彩都被擦没了。”
...老版改编解释了geek是如何产生的——多半是落魄到了极点，深陷酒瘾不能自拔、只要求活着就够了的那些人，这在最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形象，结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称其为“我们伟大文学传统所提供的一个难解的艺术符号”。
geek同样拥有这样难解的特性，片中的主人公们（戏团老板和斯坦等人）都曾发出疑问“人究竟可以堕落到什么地步（才会变成这样不人不兽的怪物）”，而从根本上说，这两类形象都是将现代人身上的疯狂与面临的困境形象化了的产物，煮热弄斯坦在虚假的时代下异常膨胀的欲望和骗局最终会被撕碎，本就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人”一落千丈沦为失心的“兽”或“魔”。
...黑色电影的表象还是黑色电影的内里？
黑色电影一般指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典好莱坞时期以城市中昏暗街巷为背景、反映犯罪和堕落的影片。
作为在特定时期集中出现的一种作品类型，黑色电影不同于一般的犯罪片，以其鲜明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风格和存在主义思想而著称。
1947年古尔丁版《玉面情魔》一度被形容为好莱坞最尖刻无情的黑色电影，地位更是接近了神话般的高度，其阴沉古怪的影调、角光照明，阴森惊悚的布景等均具高度辨识性。
并且一些黑色电影惯用主人公的死亡或者覆灭作结不同的是，古尔丁为他的改编加上了一个较为光明温暖的结尾——斯坦与莫利重逢相拥。在笔者看来，这种保留了经典好莱坞剧作老套的剧作写法削弱了黑色电影原本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徒存视听构成上的类型表象。
...新版《玉面情魔》影像质感并不具有典型的黑色电影特征，其浓艳怀旧的色调、华丽的置景和造型都是以往吉尔莫作品中一贯青睐的风格。
“他（黑色电影）明明可以包含很多元素”吉尔莫欲以此片冲破传统黑色电影的严苛定义，并指出所谓黑色电影并非仅限于电影的视听层面，反而是其内在的黑暗冰冷才是黑色电影的内核，包含了现代主义人的异化母体直指人心。
在主人公结局的编写上，吉尔莫选择了忠于原著——落魄的斯坦最终沦为了当初“绝对不要变成那样”的geek，再次循环回到起点，命运却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笼外看戏的人最终成为了笼中人。
破碎的童话，失落的传统
吉尔莫的《玉面情魔》走出了创作者自身的舒适圈，放弃了那些一直以来所钟情的天马行空的幻想，重归现实主义电影的本源，开掘现代人的人性洼地，直面生命本身的面目，即使那并不让人感到愉快。
就像影片中戏团盛极一时的读心术表演吸引来大批迷惘、惶恐、颓废的人群前来寻求慰藉，但他们的兴致与热情很快退潮了，自以为是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不断创造着全新的物质成果和伟大梦想。
...但这种意义击溃的虚假繁荣很快被残酷的世界大战、经济社会凋敝打碎，精神世界的空前荒芜给现代人带来了最强烈的危机。
在这种落差状态下，个体不断寻求更强更新奇的刺激，物欲无限制膨胀的同时道德一步步失位，人的异化程度逐渐加深，而最终将沦为半人半魔的geek。
此外，《玉面情魔》的社会性书写还包含了另一层审思，即吉尔莫对于资本主义理想，尤其是美国梦的控诉。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论断广为流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崩塌仿佛又在今天——疫情时代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东方大国强势崛起，美国早已不再是俯瞰全球的超级霸主，当资本主义童话魅力不再，或许该是时候重新从个体出发反思过去的历史，再看看前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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