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电影《你妈妈也一样》在奥斯卡、威尼斯、金球奖等一众电影节大放异彩,它也使年轻的墨西哥电影人阿方索·卡隆进入全球公众视野。电影的女主角路易莎被媒体和影评人盛赞为“全球影片中成功的后女权主义角色”。
人们认识阿方索·卡隆,大多因为他后来凭借《地心引力》和《罗马》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却很少关注到,阿方索·卡隆是一位青睐女性视角的导演。在他迄今为止的8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用光影颠覆拉美洲民族寓言、改写女性命运的尝试。
一、生来有罪:墨西哥女性的“玛琳琴”诅咒
墨西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她的土地上诞生过玛雅、阿兹特克等璀璨夺目的印第安文明,经历过殖民时代和革命时代的洗礼。该国的曲折历史注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烙印,而其中一枚印记深深地落在墨西哥一代代的女性身上,即来自玛琳琴的“诅咒”。
玛琳琴(Malinche)是墨西哥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女性形象,她是有史可考的真实历史人物。
玛琳琴原本是阿兹特克帝国治下纳瓦人部落酋长之女,因幼年丧父,被母亲转卖,沦为塔巴斯科族长的奴隶,最后被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征服者首领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 。由于辗转的经历并凭借优异的语言天赋,玛琳琴掌握了玛雅语、阿兹特克语等多种墨西哥土著语言,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西班牙语。玛琳琴深谙各部族间的交往规则、利益与矛盾,因此受到科尔特斯的赏识,成为他的情人和顾问,帮助后者在墨西哥合纵连横、游刃有余。一般认为,玛琳琴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522年,在西班牙人攻陷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 今墨西哥城)后,玛琳琴为科尔特斯诞下一子,即马丁(Martín Cortés),马丁被认为是欧洲与拉美、西班牙人与阿兹特克人在文化意义上的第一个混血儿,即第一个墨西哥人,是当今墨西哥民族的祖先。
...这一深入民族性的尴尬与犹疑,落入一代代墨西哥人的文艺作品中,人们不断解读、解构和泛化着玛琳琴的义涵:她们往往有着令人歆羡的才华或足够魅惑的容貌,她们会不贞地向男人“打开”自己,她们是红颜祸水,善于招揽祸端打破原本的平和。
更可怕的是,玛琳琴的阴影在经久不息的陈酿中,成为落在每一个墨西哥女性身上的文化诅咒。这诅咒表现为墨西哥人对“母亲”的粗暴侮辱和嘲弄,其延伸出的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始终不变地生长、蔓延。
二、“全球影片中成功的后女权主义角色”
2001年,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阿方索回到墨西哥,以一部《你妈妈也一样》在奥斯卡、威尼斯、金球奖等一众电影节大放异彩。究其原因,离不开阿方索以一己之力改写民族寓言、为墨西哥女性解绑的尝试。该片的主角路易莎被盛赞为“全球影片中成功的后女权主义角色”[3]。
电影中的女主角路易莎体现了阿方索对玛琳琴形象塑造的延续,她的姓氏“Cortés”就来源于墨西哥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这一点提示了她的人物寓言原型——她就是玛琳琴的化身。
路易莎一直是一个甘为附庸的女人,为了维系所谓的“美满爱情”而精疲力竭,她其实根本无法适应丈夫高雅的社交圈,总是成为聚会上被取笑的那一个,即便在丈夫墨西哥老家的婚礼上,盛装打扮的她也无人问津,只能孤独地端着酒杯在栏杆前出神;她努力阐述自己和丈夫的所谓契合,细细道来也只有幼年丧亲算是勉强的共鸣;她婚姻不顺,因此才被报刊上关于“你是个生活美满的女人吗”这种心理测试吸引;她早就知晓丈夫的不忠,但她依然不折不扣地表现着与丈夫的恩爱,路易莎始终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泡沫之中,不敢走出,直到她的丈夫亲手戳破路易莎的泡沫——向刚刚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她承认了出轨行径,也正是因此,被从舒适区中驱逐出去的路易莎才会下意识地责问对方“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而不是“你为什么出轨”。
...但旅途并非一帆风顺,对路易莎的占有欲激发了两个男孩之间潜藏的阶级矛盾,在德诺和胡里奥大打出手之前,路易莎成为了严肃的调停人。在此之前,两名男孩曾为自己的伟大友谊而制定兄弟宣言,其中不乏“不以处男之身结婚”“支持美国的是娘娘腔”等带有父权主义价值观的条例,但当路易莎强势地成为严厉的调停人时,这些条例都被她的女权主义宣言覆写,在这份新的宣言中,她得以控制车内的一切事物,更将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收归己有,男孩们成为路易莎的仆从,于是,路易莎从一个原本被凝视的欲望对象转化为一个有力的主导力量。
...20世纪30至50年代是墨西哥电影的“黄金时代”,彼时主导性的电影文化之一便是维护现行体制、倡导温和的父权族长统治和家庭秩序。“黄金时代”出道的墨西哥著名电影女星玛利亚·菲利克斯在她的整个银幕生涯中以塑造争强好胜、野性十足的女性角色著称,但总逃不过被男性降服的终局,这样的情节设置也使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不断强化。
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影星玛利亚·菲利克斯
墨西哥电影凭借其“黄金时代”的荣光成为墨西哥大众文化的典范,电影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在电影的描述下,充满阳刚之气的墨西哥牛仔作为该国大男子主义的具象化体现,被塑造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审美取向,相应的,女性角色成为文化中弱势的一方。这种性别层面的差别对待正是基于民族寓言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要想改变墨西哥大众文化中对女性的先天敌意,就必须在大众化的文艺创作中有意识地弱化消极因素、强化积极因素,卡隆恰好在这样的环境需求中日趋成熟。
阿方索的成长时段恰好与70年代开始席卷墨西哥影坛的女性主义风潮重合,这场相遇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得到了从观察客体到话语主体的升格,阿方索试图告诉我们:“玛琳琴”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是女人在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个人遭遇双重刺激下的变质作用。
当导演们将镜头作为女性视角来对待时,对女性既有负面因素的消解和重构便开始了,同时拉开序幕的,还有一场针对传统民族寓言的伟大斧正。
参考文献
[1][西]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1.
[2] [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69.
[3] Deborah Shaw.The three amigos [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