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默杀》，与近年在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声量的短视频类型电影，总令我联想起著名的恋童癖小说《洛丽塔》。这些多以刻画人性阴暗面为噱头的电影，往往有一套熟悉的流程，在将镜头对准受害人后，立刻进入爽文式复仇的程式，却唯独缺乏「由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暴力」是如何形成的侧写。
媒介即讯息，任何一种信息的延伸都可能对人的心理与社会的复合体产生影响。如果说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美化为“爱情小说”的叙事，其危害在于——爱将成为恋童癖们堂而皇之的借口；那么这些反复以聚焦受害者的屈辱姿态为猎奇噱头的电影，看似讨论社会议题，完全以情绪为导向拼接悲剧奇观，它们可能延伸出的信息，危害则更绵长，甚至复杂得多。
...以《默杀》的剧情为例，故事的主题词是「校园霸凌」，但剧情中的“暴力”却远不止于此，被霸凌的女主角小彤在未成年时被继父性侵，而后又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来自亲生母亲的辱骂与殴打——“整栋楼都知道你有病，每天打你的女儿”（剧中台词）。
当所有的痛苦如巨浪般向主角袭来时，这样紧促得几乎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般的节奏，似乎也昭示着一条线索——主角的复仇是必然的。
当我们面对银幕上以耶稣受难姿态展开双臂，被胶水糊住头发、嘴巴呈十字架状贴在墙上的受害者时，对面举着沾满了胶水的毛刷的霸凌者，步态轻盈地转着身，嬉笑着离开了观众的视野。而被凌虐的主角被贴在墙上，握紧了拳头。
...至此，愤怒产生了，下一个高潮的镜头似乎也已然被预定。果不其然，镜头一转，举着榔头的黑衣人砍倒了霸凌者。一切都是如此紧张、刺激，且“大仇得报”。无论其故事逻辑是否经得起推敲，至少“爽”感四溢。
在这个故事里，「真相」如何并不重要，恶如何形成，恶意如何在主角成长中的环境被滋养，都模棱两可、形态模糊。
三联评《默杀》的影评中有一句话总结得极好：电影的短视频化在这部影片里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社会议题下的情绪和各种悲剧奇观的并置，让观众在影院里不“疯”都难。
但这种“疯”，在满足了当下的猎奇心态后，其实已然在无形中给予了观众一种既定的叙事：弱者必须变强，才能获得救赎。
...一如《默杀》在抖音斩获百万点赞的文案那样，“她露出笑容的时候，猎人与猎物就已经转换了身份”。那么，弱者应当如何转化身份变成强者呢？如果无法简单地成为强者，TA又该如何完成自我的复仇？在电影中，主角的复仇之路，似乎总是单一地建立在依赖外部的他者上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的。
一个被性侵的继女，一个被母亲家暴的女儿，一个被霸凌的哑女，她的痛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凌辱的镜头只为了呈现创作者的刻奇，亦或是满足观众的“爽感”，它至少不应该使得注意力完全地聚焦于受害者的姿态上，因为当受害者的弱被无限聚焦时，这种关注，自然而然地使得强者身上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
至此，受害者开始成为双重的受害者。
...一是强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本身；二是外部的凝视所造成的压力。这种凌辱视角完全聚焦于一个人如何能够完全掠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它不讲述弱者的挣扎与痛苦，不讲述恶所形成的道路——这些矛盾与挣扎的片段被孤立地压缩为紧凑的剪辑，也即是镜头一转，高举的榔头哐当落下，血溅四处，霸凌者当场死亡。
但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却在这些猎奇的镜头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
一是在无需“变得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完善社会的规则，才能使得弱者有所依靠，而非需要不断变强才能获得庇护？二是在规则尚未完善以前，弱者应当如何做，才能尽可能规避恶的发生与存在？
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相似的类型电影《消失的她》中。
...“它对当下集体情绪的拼盘式组接，很难不让普通观众有一种饱腹感。它和所有流行的公号文一样，不准备真正探讨所有社会问题的真正成因，它只是借此来让观众共情，然后一起玩一个解谜的游戏。”（引自梅雪风《聊聊陈思诚》）
无论是《默杀》，还是《消失的她》，这类简单而粗暴的各类元素堆砌在一起的情绪拼盘电影，其共有的特点似乎都是，它只描绘问题的样本，只提供官能上的刺激，却没有往前多走任何一步。这种刺激在满足观众爽感的同时，重复性地传递、甚至加深观众的固有认知——霸凌者的强，受害者的弱，以及观众约定俗成的共情与愤怒。
电影有力量储存和传递大量的信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媒介作用天然地使得他们拥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即是传播回声，而电影与文字或歌曲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开始则是一种团体的、集体的艺术。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写到关于电影的章节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以小丑的形象出现，这在过去逗乐了许多人。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喜剧大师，但《摩登时代》中的小丑并不只是单一的“小丑”，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工业时代背景下割裂的人所处的状态。这个小丑的形象用完全人或整体人的精神去对付走钢丝似的或特殊的工作，在街上、社交场合、装配线上，影片中那位工人都用一把假想的扳手持续不断、不能自主地去拧螺丝。
于弱者的痛苦中找寻并认同自我良知的时刻，是媒介与人交会时给予人启示的时刻，但如果在启示之外没有真相，这种模糊的启示则会使我们停留在媒介的边界上。它的猎奇使我们恍惚与麻木，在保持沉默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过去的一件小事，大学时我写毕业剧本，导师说我的本子里有一个问题：我陷在固有的认知里，没有往前多走一步。我问她，“往前多走一步该如何在剧本中呈现？”
她说关键在于批判性的思维。
你描述一群人的沉沦，给予沉沦的人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够的。好比你写一个通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妓女，如果你只写她命运颠沛流离，误入花场攀附男性，却不写她逃离的渴望，写她的挣扎、痛苦，那纵然她的结局孤苦无依，看客也只会觉得这是一种“活该”。
你不能让她们在一个轮回和另一个轮回里打转。
...挣扎的片段会给予一个痛苦的人生命力，就像《罗马妈妈》中那些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医院里有些病人，他们只是在装睡。因为没有人探望他们，他们觉得难为情，就闭上眼，其实他们根本没真正睡着。你明白吗？”他们闭上眼装睡的这帧镜头，是在为了掩饰自我行走在荒凉里的那一抹孤寂，但他们的掩饰，是因为他们还保有渴望。
作为作者，你得有前瞻性。——前瞻性的意义不只是“作者与他笔下的弱势群体是平等的”，这只是第一步；往后头走，你应该保有那么一点理想，你需要替他们多走一步，让他们从那个轮回里出来，建立轨道之外的“生活可以不这样”的新叙事。
无论是否建立，至少行动过、挣扎过。这一点渴望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