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賺多少錢，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前段時間看了騰訊一個名為青工所的科學紀錄片，研究人員通過明瑟方程，從5000個不同收入階層的對照組裡，計算出了6組答案。
第一，學曆差距對收入造成的影響，其實隻占人們可得工資的30%左右。剩餘的70%皆是難以觀測的變量，包括一個人願不願意加班，是不是非常有工作的動力，甚至是他願不願意在酒桌上喝酒，這些事加起來對個人的影響，可能都遠比學曆要重要。
第二，學曆之間的差距所影響的工資收入差距，其實遠比人們想象得要小。本科是一道分水嶺，但博士的收入，也僅僅隻是文盲收入的2.4倍。小學、初中、高中學曆的工資差距并不大。
第三，對工資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城市、行業和學曆。
第四，最賺錢的行業，的确是大家所熟知的金融、計算機、房地産。它們比收入最低的農林牧漁業要高百分之四五十。但到了2023年，房地産的收入就不好說了。
第五，差距最大的因素，是城市。在北京工作，會在工資最低的甯夏的收入高2.5倍，比大多數内陸省份都要高40%到50%。
第六，如果工資超過25000，已經可以排進前10%。
通過這幾組數據所得出的結論，我們可以直觀地意識到一個問題——其實後天選擇所帶來的收入差距，遠比我們想象得要小得多。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依賴房産作為資産配置最重要的一環的中産，都會選擇變賣一線城市的一套房子，以供下一代出國留學。但如果一個人通過學曆與認知也很難改變自身所在的階層，那是否意味着，留學投資這件事——勢必是不能夠講究投資回報比的。
因為就研究數據來看，博士學曆拿到的薪資，普遍隻比文盲高2.4倍。而這樣的收入差距，其實遠不足以填補房産變賣帶來的“虧空”。
爛尾樓夫婦事件引發巨量的讨論後，我常在關于他們的讨論下看見這樣一句話：“人的認知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難。”那麼一個普通人，通過依靠自我的努力，究竟要達到多高的認知，才能保證自己無需經受這些苦難呢？
...《貧窮的本質》裡，諾獎經濟學得主班納吉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他認為，窮人、小康家庭與中産階級之間的差距，其實比我們想象得要小得多。也許認知上有差距，但富人以外的任何群體，都更趨向于穩定，這也是為什麼，買房置地這一觀念，會在過去的幾十幾百年内擁有如此巨大的市場。因為當一個人的财富不足以達到“盈餘”的狀态時，人會天然地缺乏安全感，而房屋作為固定資産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大多數普通人的首選。
“窮人所陷入的困境與我們其他人的困擾似乎是一樣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堅定、拖延。的确，我們并不貧窮，受過良好的教育，見多識廣，但我們與窮人的差别其實很小，因為我們的認識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許多發達國家的超市裡，大瓶裝的高糖分飲料往往要比小瓶裝的更加便宜，這意味着相比富人，窮人在精打細算的過程裡，更容易獲得糖分高的東西，也更容易變胖變臃腫。因為健康，其實是一種奢侈品。掙紮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并沒有多餘的精力與閑錢去考慮如何讓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微量元素、膳食結構，與高恩格爾系數居民們的生活仍然有着遙遠的距離。
米其林與普通餐廳的差距，頭等艙與經濟艙的距離，高級酒店和快捷酒店之間巨大的價格鴻溝，是2.5倍、2.4倍和那30%的努力與選擇能夠達成的嗎？——有可能，隻是這個可能微乎其微。
弗雷德裡克·巴克曼在一本名為《焦慮的人》的書中提到：“高級餐廳的桌子之間離得很遠，頭等艙沒有中間的座位，豪華酒店有單獨的套房客人入口。在這個人擠人的世界上，你能買到的最貴的東西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決定一個人收入的差距，分為先天和後天兩部分因素。後天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似乎是選擇與努力，可數據得出的結論卻又告訴我們，哪怕每一條路都走對，疊加之後所跨越的差距仍然比我們想象得要小。并且，依賴于做選擇與努力而達成某種意義上的成功的人，抗風險的能力其實要差很多，因為我們總是習慣用更多的錢去治病，而非預防。
生活在巨大壓力之下的人，因由壓力産生的皮質醇會使我們做出更沖動的決定，擁有更不穩定的情緒。因為我們習慣了用更少的資源完成更艱巨的任務。
“窮人不僅僅意味着缺錢，更意味着使人喪失挖掘自身潛力的能力。”于普通人而言，“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力構建起餘閑，是因為他們往往必須專注于當下必須完成的工作，預測不到未來可能發生的所有事情。隻有存在餘閑，人們才不會全神貫注在迫近的截止日期上，也會去關注那些重要但不緊急的任務。”
《東京貧困女子》裡有一位女士，多年來一直積極工作、努力考試，但在某天忽然意識到，她大概率會一直貧困下去。因為她的努力似乎毫無方向，而更令人感到絕望的，是她甚至不知道該去往何方。當個人的積極努力于社會而言隻是無力的回響時，我們應當如何尋找新的出路？
《貧窮的本質》裡，班納吉在第一章則給出了答案，在一些時刻，努力與急促是毫無作用的，許多人沉溺于尋求“如何獲得财富”的證據，但人生的十條道路之中，其實隻需選對一條就足夠。那麼，真正的最優解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已經寫在曆史的長河裡。于大多數人而言，我們唯一設法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在路上。如果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努力與選擇能改變的餘地都很少；如果原來的做事方式全都失效，新的方式也沒有被發明出來，那麼我們至少能夠寬慰自己——眼前這條陌生的路，現在是熟悉的了。
就像鮑曼在書裡寫的那樣，我們仿佛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且無論如何也無法解決它帶來的焦慮與困擾，但這也許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的。面對過剩的可能性，采取“無為主義”的态度，是一種自救。
“如果明天世界會毀滅，我還是會種我的蘋果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