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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2025）也许是被我称之为棱镜电影（prisma film）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棱镜，就是指可以反射或分裂出不同偏振光的晶体。不同于原子镜，棱镜能够将光线还原成原本的色彩，发散出不同颜色的光芒。在我看来，大多数被制作出来的电影都属于原子镜电影（atomic film），因其作为一种媒介，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它的原子属性。这种电影时刻处在一种平衡的动态之中，导演通过摄影机将目光投射到演员身上，演员再将目光作用于摄影机，并借其与观众的目光接洽，形成一种单向度的回流。棱镜电影则是一个多面体，其所接收到的光源可以被无限分化，并从一个定点投射到多个不同的面向，这种电影蕴含着发生的潜能，从一个影像涌现出多个差异的影像；它被自身的目光所裹挟，而非被动地接受来自目光的赠予。
...吉尔·德勒兹曾在《时间-影像》中提及“晶体-影像”，作为表现时间-影像的雏形，“晶体-影像”呈现出某种脱离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线性时间，直接将纯碎而空洞的自身诉诸影像。不过，他和菲利克斯·加塔利发展出来的这个概念更多关注影像在亨利·柏格森意义上的绵延时间（durée），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复杂交错的共存关系，为理解20世纪中叶前“古典电影”和二战后的现代电影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作用。尽管棱镜电影仍与他所指称的“完美晶体”（cristal parfait）有着密切的启示作用，但我希望通过棱镜作为一种特殊晶体所探讨的，是以目光为导向、情感为路径、生成为目标的某种潜在的类型电影。
从影片第一个镜头开始，摄影机就通过特写瞄准了主人公Lucas的眼睛。作为一名便衣警察，他的任务是在人来人往的商场中找到那个可疑的同性恋份子，并把他缉拿归案。接下来，摄影机通过模拟Lucas的眼睛，顺延着他的视线将那些他所看见的可疑人物纳入镜头当中（在电影分析中，一般称之为主观镜头）——这便是传统电影（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之为“运动-影像”）的拍摄方法。
然而，当摄影机转向Lucas的外部，即打破他内在的视线而转向拍摄他在观察他人这一举动的同时，摄影机成为了一个分裂目光的棱镜，它没有像往常一样收束或转移目光，像其他电影所做的那样，拍摄他被其他事物吸引而去（目光的拐角），或外界事物打断了他的目光（目光的断开），相反，此时的他被滞留在了一个内部，分散出非单向性的光线朝其望去。换句话说，产生了这样一个幽灵（phantasm），它逃逸出主体的目光，却又通过该目光的（在内的）外部注视着主体。摄影机对Lucas目光的捉捕，始终在强调角色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同他用目光捉捕他人一样，棱镜电影通过析出原始的欲望，分裂出不同的角度，折射到目光所至的每一处角落。
当Lucas再次见到同他产生情愫的Andrew时，电影来到了第一个高潮：此时的他身着制服，奉命躲在厕所的后门观察他的犯罪动机。Andrew和另一名假扮同性恋的黑人警察在厕所眉来眼去，而Lucas则透过门后的单向透视玻璃留意着Andrew的一举一动，他的另一位同事一直拿着一个录像器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显然，Lucas并不希望自己心系之人落入牢狱。然而，当同事终于拍摄到相关罪证时，Lucas被命令出去给他戴上手铐，在他极不情愿地闯出后门时，才发现眼前的人并非Andrews。
...这场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处在厕所门背后的摄影机化身成一个棱镜，通过对后门玻璃、录像器这些道具的妙用使原本只是Lucas的目光分裂成多个色散，在那一刻，人物无需言语，却只通过彼此交接的目光相互映射，犹如密室当中布满方向不一的红外射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Lucas会把一个陌生人错认成Andrews。在那个时候，棱镜对目光的分裂将人物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而情绪的变化莫测又在既定的场景中涌现出无数的可能：Lucas会阻止拍摄吗？Andrews会上便衣的当吗？他的同事会发现他们两个彼此相识吗？所有的可能性在一个瞬间把剧情敞开到了一种极致的紧绷状态，并在下一刻被分解成多个可能/不可能的结局。
除此之外，《便衣警察》作为一部棱镜电影还体现在其对蒙太奇的灵活使用上。为了表现Lucas内心的挣扎与矛盾，电影时常在刻画Lucas情绪时插入变幻多端的影像，有时是他当下的心理状态，有时是他过往的回忆。这些影像多是用传统的家庭录像器（VHS）拍摄，画质分辨度较低，画幅往往是1.33：1，同电影本身的4:3产生明显区别，具有原始、随性，乃至破坏的感觉。这样的选择出于两个原因：首先，VHS影像肇始于家庭，有着天然的亲密情感联系，与其他录制设备，特别是和警察手持的记录仪所象征的权力与暴力呈现出鲜明对比。用VHS展示Lucas的内心，既同我们所看到的“现存影像”区分开来，又更加贴合人物的真实心灵，反衬出其身份认知的模糊性和多重性。
其次，VHS的低画质影像代表了80、90年代放荡不羁的同性恋者，这个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数码和便携式录像技术蓬勃兴起，相比起传统的摄影机器，手持摄像变得更加便宜且易于操作，助推了“DIY”文化的发展。受到先前嬉皮、朋克和摇滚的影响，许多人拿着手持摄像机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感冲突和社会压迫，用这种低廉而独立的影像设备来表达对性别自由和流动的追求，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和对无政府主义的向往。
棱镜电影对目光的分化在于，当Lucas在一个特定情境下产生情绪时，除了过去的（虚构的）家庭影像和身边事物的浮光掠影外，蒙太奇还会数次打破固有的视线，直接用VHS从不同方位展示当下的场景，以不稳固的晶体状态传递出Lucas对自我认知的先验性。于是，通过用不断穿插的VHS影像刻画出内心复杂多变的性别/身份认同，极度自由的蒙太奇分裂了整一的叙事空间，《便衣警察》生成了丹尼斯·奥尔特曼所说的“多形态整体”（the whole polymorphus），从而在这些形体中挖掘出影像的酷儿性（queerness）。
...在影片16mm复古胶片的调性下，处在当时艾滋病大流行不安氛围中的美国社会时常传递出某种迷人的危险。Lucas身为一名同性恋（或双性恋、泛性恋、多性恋等）者，职业却是一名警察，他必须迎合当时反同性恋的社会现状，执行特定的法案以抓捕因在公开场合进行亲密互动而被视为犯罪的同性恋者。即便美国在上个世纪为争取同性权利进行了漫长的抗争（如60年代的石墙暴动、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阵线、80年代的“巴赫诉列文”案等），但由于各州的法律互不相容，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排挤仍广泛存在。
吉野贤治在《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中提到，由于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施行的“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作为一名同性恋，很多人需要做的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不主动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被迫戴着“面具”融入当时的异性恋主流社会中。由此，“便衣”的这个身份设定便显得饶有趣味。一方面，便衣是警务人员为接近目标化妆而成的普通人，他们使用受大众认可的日常穿着，目的是不被他人察觉出异样——对同性恋的自我掩饰来说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便衣的“掩饰”更多像是身份的切换，是为了深化其作为一名警察的身份而存在的，而同性恋的“便衣”却是为了加以掩饰，是由于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和羞耻而采取的策略。当这一双重性和相对性加之于Lucas身上时，对同性恋身份政治的理解便有了更深的意味。
作为一名已婚的牧师，拉赛尔·托维所扮演的Andrew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相当具有代表性。身为一名教徒，《利未记》18:22有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否则“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然而即便是在当时紧张的氛围下，他仍时常“擦抢走火”，反复横跨在自己真实的欲望和社会结构对性别权利的规训之间。他所前往的商场（mall）和他带领包括Lucas在内的其他陌生人前去的温室（greenhouse）实际变成了米歇尔·福柯口中的“异托邦”（heterotopia），非法的男同性恋群体混迹其中，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或栖息之地。当Lucas与Andrew在养育着各色植物的温室中彼此爱抚时，明艳的鲜花让人想起德里克·贾曼在邓杰内斯角种植的花园，或许对于他们来说，真实的同性欲望既像鲜花般怒放，又如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娇弱易折。
...棱镜需要光源，因而棱镜电影总是和目光相关。这种目光可以是非人的，但它不能只是非人。换言之，棱镜电影不抗拒任何一种类型的目光，但它必须不止一种，因为其他或多或少都通过与其不同而分化成如其所是的一种新的目光，并借由自身继续繁衍和涌现出万丈光芒。在《便衣警察》中，就有着多种目光的在场。从目视（eye-contact）到注视（stare），摄影机作为另一维度的凝视（gaze）总是在捕捉细腻的情感流动和难以言明的情绪涌动，形成一个棱镜般的视角，发散到不同的视阈地带，如同一场旅行一样，最终通往无限的可能。
这里，我还想辨析一下以上三种目光的区别。目视往往是不经意的一瞥，它散漫随机，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就像我们在路边看见驶过的一辆车辆，或在写字时抬头看一下窗外的建筑。凝视则往往与权力挂钩，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对视，是对凝视和被凝视主体的构建，从而产生阶级性和暴力性；而注视则是一种平等的凝视，它不关乎权力，却带有一种祥和的目的，它以爱为名，深情款款地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他人眼里，将涌现的希望带到彼此的连接中去。
Lucas和Andrew的经历，解释了为何《便衣警察》可以成为一部棱镜电影。正是由于主流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很多人无法直接言明对彼此的兴趣，往往只能通过眼神接触和对方意会传情。然而，当这些眼神相互汇聚，最终会变成一束璀璨的光芒，冲破传统的藩篱直抵自由，正如那束射向棱镜的光芒一般，会自由分化成光谱上的彩虹，那象征着LGBTQ+群体的多彩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