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考夫曼在这个年代的剧作很难不联想到其受到朱迪斯·巴特勒的协同表演理论的影响。翻了下外网居然也几乎没有从这个视角分析的。
黑格尔认为欲望总是一种对承认的欲求，Craig借木偶表演操纵Malkovich的意识收回承认达成欲望，激活自己的gender，而Lotte则是赋予承认来undo自我性别认同，两人之间权力运作借以Hole来实现，意识平面便成为极端-消解自我的规范场。
若延伸性别是自我的一种规范性约束，那么自我成为一种制造——被不间断地开展的活动且时而不为自我所知/不由自我做主，它也并不因此就变成了一种自动/机械之物。相反它是处于限制性场景中的一种即兴实践，如同Craig的木偶隐喻。
一个人并不是单独制造自我的，而总是与别人一起或是为了别人而制造，即使这样一个“别人”只是想象出来的，故最后两女主闯入Malkovich潜意识破坏并重建关系规范。
而Craig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自身之外，处在超越了他自身的社会性里。在这样的社会性里自我是不存在的，只能再度寄生小女孩窥探他人。
于是我们在《东京！》卡拉克斯导演的第二个故事中看到，怪人男主语言退行后也进行身体政治的表达——象征系统建构社会规范，身体不断引用自己从而表演出戴面具的主体。
人的概念是经历了时间通过文化翻译才建立起来的，而这种翻译不是两种封闭的、相异的、自成一体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它会迫使每种语言发生改变以理解另一种语言，而这种理解发生于已知的事物的边缘，并将成为伦理和社会转化的发生场所。
当Merde只有身体表演作为未知语言来翻译，便造成一种崇拜丧失，一种政治迷乱。
这与本片想表达的Craig自我迷失与Malkovich式生活崇拜不谋而合。
而另一层面，故事中角色们（除Malkovich外）都在寻求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可能性——即被需要。尤其女主实际上在通过投射来消灭他者的他者性，而这种承认只是一种规范性理想。
“消解对性与性别生活的那种极具约束力的规范性概念，会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这些文章也关注这种被消解的经历的好处与坏处。有时候，一种规范性的性别概念可能会消解一个人的人格、损害他/她以可行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的能力。也有的时候，那种规范性的约束的消解经历可能会消解一种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关于一个人究竟是谁的概念。这种消解过程会带来一个新的概念，一个以争取生活的更大适宜性为目标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