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附近四家咖啡馆中的一家，有人（某个电影爱好者）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人是某某，但尼古拉斯·雷或许拍出了世界上最美的电影。有一天晚上放映的是《沙漠大血战》，另一天放映的是《高于生活》。尼古拉斯·雷总是与众不同，仿佛他和电影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值得我们去守护。我们早已知道他的职业生涯并不轻松，也知道它终将破碎。雷比威尔斯更像个失败者。只不过，或许失败有时也意味着成功。从容的浪漫主义？没错，但我们也知道——他在接受《电影手册》采访时也说过——对他来说，电影才刚刚起步，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一线曙光，它会带给我们惊喜。对于一位好莱坞电影人来说，这番话有些奇怪，我们不应该忘记。 《我们无法再回家》于1973年在戛纳上映，并在1980年雷去世后被重新发现，并以英语在Action-République影院秘密上映了一周。这部电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他“特殊”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他不再拍电影，但他在去世后完成了电影创作的闭环。他拥有独特的创作轨迹，是唯一一位在最近的冒险中追随他最钟爱的两大主题——青春和电影——的电影人。在他20世纪70年代初的流亡和隐退中，他是同辈中唯一一位亲身见证年轻人和电影发展的电影人。这并非因为他在晚年别无选择，才会尝试一些新的“体验”，而是因为他是那种只能与时代同步的电影人。正因如此，戈达尔才如此热爱他。正因如此，在我们的想象中，雷和他的电影才不会衰老。 《我们无法再回家》只是雷1973年的又一部电影。又是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关于68年后的青春，健谈且慷慨，嗑药又务实，暴力却感伤。又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电影，雷的伟大主题，这一次，他展现了自己最真实的自我：一个名字，一份褪色的荣耀，一位曾经执导过《无因的反叛》的电影老师。又是一部关于并非父亲的父亲的电影，他们戏弄着俄狄浦斯情结，模仿着他们的死亡，打上我们无法解开的结。雷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电影人：在影片的结尾，他在夜里，在惊恐万分的学生面前，在谷仓里上吊自杀。画外音里，被吊死的人对着一个年轻人低语：“彼此照顾。”我们怎能不想起《夜逃鸳鸯》？又是一部关于回归的不可能，关于匆忙的奔波，关于思乡之情的电影。这部电影独一无二：一位电影人将他电影的本质分解并重组。银幕上布满了更小的影像，它们颤动、共存，最终变得模糊。尖叫声和忏悔声漂浮在黑暗的背景上，但这黑暗的背景有时是孩子们画下的带屋顶的房子的影子。不再是人物的家，而是“不再有家”——电影院——影像的家。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1977年，首届《电影手册》周在纽约布利克电影院举行。我得知，当时正在一个街区外教书的雷，在《第二号》放映时刚离开影院。我追了上去，互相介绍认识。他不喜欢戈达尔的电影，觉得太刻板、太知识化、太自我毁灭。我暗自窃喜。他承认，在戈达尔之前，他拍过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影，但胶片在另一次剪辑时丢失了。1980年，他的遗孀苏珊·雷带着这部电影来到巴黎。她想按照雷的意愿完成它，重新剪辑，添加一些内容，因为他对这部电影并不满意。她是对的吗？我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没有一家电影资料馆会在自己的收藏室里没有《我们无法再回家》的拷贝时安心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