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加·维尔托夫 Dziga Vertov
译/MapleSaki
相较于先前电影眼睛派的作品，《持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耗费了更大的工作量。观察下更多的地点和拍摄时复杂的组织技术性操作可以为此做出解释。蒙太奇实验需要非同寻常的尝试。这些实验持续地进行着。
《持摄影机的人》是直白的，创造性的。它旗帜鲜明地反对电影发行商“陈词滥调，越多越好”（the more clichés,the better）的标语。这种标语令我们这些电影工作人员哪怕精疲力尽，也不会去想片刻休息。我们必须促使发行商，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尊重，把他们的标语晾在一边。《持摄影机的人》需要的是最具创造性的展示。
在哈尔科夫，我曾被问道：“为什么喜好那些跳动字幕的你，却突然带给我们《持摄影机的人》——这部没有任何文字和字幕的电影？”我的回应是，“不，我从未表示过自己喜欢任何字幕——那都是某些评论家编造的。”
的确，为进行坚决地净化电影语言的斗争，为使电影语言完全独立于戏剧和文学语言，电影眼睛派摒弃了制片厂、演员、布景和剧本。于是，在《世界的六分之一》（One-Sixth of the World）里，字幕游离在图像之外，与其隔绝，并对位地建构出一个文字-无线电的主题。
“在《第十一年》（The Eleventh Year）里，几乎没有留给字幕的空间（字幕图像的播出方式则进一步体现了它们不重要的地位），所以就算删去字幕也不会对电影的力量有任何干扰。”——《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一个真正电影-客体中的字幕，在其具体分量和实践意义上讲，就好比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货币时，对《雅典的泰门》关于黄金的引用。（《第十一年》的字幕便是如此）当这些字幕大部分都恰巧是确切的引述时，它们便可代表一本书籍在布局过程中的文本。”——《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因此，《持摄影机的人》里字幕的完全缺席并不出乎意料，反而早在先前所有电影眼睛派的实验中都有所准备。
...《持摄影机的人》不仅是一次实践成果的表现，也是一种银幕上的理论显现。这便是为什么在哈尔科夫和基辅就这部电影的公共辩论中，各方艺术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争执发生在好几个层面。一些人说《持摄影机的人》是一场视觉音乐的实验，一场视觉音乐会。另一些人则视这部电影为蒙太奇的高等数学。还有一些人则宣称这不是“原本的生活”，而是以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生活，等等。
事实上，这部电影只是其所记录在胶片上的现实的总和，如果你想的话，也可认为其不仅是总和，而可以是乘积，一种基于现实的“高等数学”。每件物品和每项要素都是独立的小文件。它们相互关联，所以一方面，电影将只由片段间的联系构成，片段联系同时也与视觉联系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联系将不再需要字幕。于是，所有联系的总和便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场复杂的实验是成功的，它被各抒己见的大多数同志们所认可。首先，它将我们从文学和戏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才得以见证百分之百的电影。其次，它用被摄影机（电影眼睛）所记录的“生活”来猛烈地反对被不完美的人眼所看到的“生活”。
选自
Kino 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原载于公众号：电影传单FilmBookl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