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与撰文:三仛

录音:阿没

以下是2024年4月17日维克多·艾里斯(Víctor Erice)来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内容整理,讲座主题是“电影与绘画”。在讲座开始之前,放映了艾里斯1992年(实际创作完成于1990年)的作品《榅桲树阳光》。影片讲述的是西班牙画家安东尼奥·洛佩斯(Antonio López García)创作一幅绘画的过程,他努力想要描摹一棵院子里的榅桲树,还有闪耀其上的阳光。画家采用了巨细靡遗的构图定位工程,导演艾里斯也采用了马拉松式的漫长记录。这是一部介于虚构与纪实之间的作品,难以用严格的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之类的词汇进行归类。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这是艾里斯第一次来中国,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就已经84岁高龄了。我还记得艾里斯走入影院时的步态,迟缓又坚定。所有人都用手机对着他(包括我自己),对大家来说,他似乎是一个已然被归档在电影史当中的符号,用档案证明自己来过或许比体验这段时间更加重要。所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艾里斯讲座开始的第一句话就以一种“毫不客气”的方式批评了那些只顾用摄像头而不是用肉眼对准他的观众们。但是在之后的讲座过程中,艾里斯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真诚与谦逊,面对每一位提问的观众,他都事无巨细地回答;面对长达三个小时(原本预计是两个小时)的讲座,他直到身体无法支撑,才选择结束这次讲座。

...
Víctor Erice

在电影内,画家用专注的姿态凝视自然风物的变化,并力图用画笔凝固永恒的时间;在电影外,艾里斯将他的电影视为一块画布,通过专注且坚定的凝视与细微的光线变化捕捉如绘画般的影像。画家留档榅桲树的变化,尽可能捕捉“真实”的切面,导演记录动态影像,展现画家朴素的劳作姿态。如同艾里斯所批判的那样,留档是一种用机器取代肉身感受的方式,这让现实有所简化。以下整理只是将艾里斯的陈述转化成了简略的“信息”(部分内容有所删改),而无法完整呈现他在讲座过程中展现出的睿智、谦逊与诚恳。

讲座内容

我刚刚走进来,看到很多同学拿着手机拍照。我认为这很悲哀,我们要的不是把眼前发生的事情转化成档案,而是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去感受它。今天的讲座主题是电影与绘画。我拍电影的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了。

在我看来,学习电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看电影的过程。在我求学期间,很多电影我都会反复看,一遍又一遍地去琢磨。我会试图理解某个场景里,导演为什么要这么拍;如果在拍摄过程中遇到问题,导演会如何解决;他又是如何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

...
Víctor Erice

其实在我看来,电影不仅仅是个技术活。它更像是一种写作,只不过写作的对象是影像和声音。从这个概念来说,电影导演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作家。作为电影人,我们要触及各种艺术门类的核心,不仅是电影艺术,也涉及文学和诗歌。在选择电影主题时,我们可以选择比较重大甚至宏大的叙事主题。在我看来,这也是电影相较于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讲座过程中,如果同学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打断我。讲到此刻,话题可能略显沉重。不过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中国,也很想知道在座的年轻人对刚才所说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观点。

如果大家暂时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会针对下午放映的《榅桲树阳光》做更具体的讲述。首先请大家意识到,这部拍摄于三十多年前的电影,实际上完成于1990年。而在1990年之前,我的拍摄方式都比较传统,都是基于虚构故事展开的。

最初我也和其他导演一样,先写剧本再进行拍摄。虚构性主导了我早期的电影创作。但在拍摄《榅桲树阳光》时,命运中的偶然因素促使我经历了重大转变。在传统虚构片的拍摄中,所有元素都是人为构建的结果,从选演员、摄影师到场景调色,整个过程都是人为产物。如果说虚构作品中还有真实存在,那只能体现在剧本里,取决于导演在剧本中写了什么。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拍摄这部电影之前,通过中间人介绍,我与画家安东尼奥·洛佩斯·加西亚展开交流。我们当时在思考,如何将画家与电影导演的创作联结起来。但最初我们并不知道,一个画家和一个导演究竟能共同创造什么。今天大家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角安东尼奥·洛佩斯,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也是现今西班牙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老先生如今已88岁高龄,仍在坚持绘画创作。

最初我的设想是陪伴他工作,观察并参与他的创作过程。那是在马德里的夏天,天气异常干燥炎热。当时安东尼奥正在创作重要作品,那时还没有数字化设备,我带着小型摄像机,记录他绘画的瞬间。通过这些素材,我逐渐拼凑出一部名为《笔记》的短片。

稍后我们会展示这些影像片段。这些片段几乎没有对话,完全由影像构成。如果观看时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随时提问。通过这些素材,你们可以看到《榅桲树阳光》诞生前的原始影像。

...
Víctor Erice and Antonio López García

这部《笔记》记录的是1990年夏天,我每日陪伴安东尼奥工作的时光。一方面,我试图熟悉他的创作状态;另一方面,我希望在他的绘画过程中寻找可能发生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记录了他当时创作时的影像与声音,这构成了这部短片的背景。影片拍摄地位于马德里东南部,靠近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轨道。那里有条平坦的公路,后方有座顶部平缓的山丘,海拔约726米。自1988年起,安东尼奥就经常登上这座山顶作画。该地位于城市与郊野交界处,既能俯瞰城市景观,又能眺望田野风光。

十三年之后,安东尼奥·洛佩斯依然在同一个地方持续创作。他今天开始的新作品是描绘摩尔人平原的景色,具体说是从西班牙皇宫东宫某个窗户望出去的视角。画家内心独白这样说道:“其实在动笔前,最先确定的是画布尺寸。早年当我选定尺寸就会立即挥洒下第一笔,那时创作如同本能冲动。但现在不同了,如今我怀抱着更清晰的创作意图。”

“起稿阶段进展往往很快,我要迅速捕捉内心的意象。但接下来就会进入难以掌控的阶段,这个过程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完结。随着绘画推进,新的灵感不断涌现,我必须将它们融入创作。所有工作都围绕着核心意象展开,直到画面尽可能贴近心中的图景。”

“绘画的边界向来难以界定。一旦开始创作,你永远无法预知终点在哪里。我已经很久不考虑‘完成’这件事了,画作始终处于开放状态,你可以在上面无限延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尽头。”

安东尼奥在1993年放弃了某幅作品,而今天重新拾起的这幅,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最初创作始于1961年某个露天平台。当时住在房子里的洛塞尔夫妇正处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的长子刚满周岁,恰有亲友来访。安东尼奥在他们家的露台上开始描绘:春天的墙壁、精心打理的小花园、铺着地砖的院落。但后来他因故搁置了创作。

...
Antonio López García

多年后重返旧地,安东尼奥眼中闪烁着复杂神情。如今再访时,洛塞尔夫妇已不在此居住。虽然阁楼本身或许没变,但安东尼奥的视角已然不同,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促使他征得新房主同意,继续完成这幅尘封多年的画作。

“不得不反复调整画面结构,从顶部到底部填补缺失的细节。此刻画中真正的主角是时光在墙面上镌刻的印记。暮色渐浓时,露台的灰墙仿佛触手可及。”1993年,这幅最终定名为《露西尔的露台》的作品得以完成。

有段时间我试图拓展创作维度,选择安东尼奥·洛佩斯两幅代表作作为参照。亲赴画作现场,将自身置于艺术家当年的创作位置,带着摄像机重访那些被描绘的空间。携带着画作复制品,努力校准视线与画家当年的视角重合。有趣的是,摄影机的镜头限制反而凸显出独特差异:取景比例、景深处理、色彩呈现,这些由机械特性带来的局限,意外造就了与绘画截然不同的表达维度。两种媒介以各自简朴的方式,揭示着艺术最本质的特殊性。

在谈到风景这一问题时,拍摄下来的影像素材能够呈现出绘画所无法捕捉到的东西。比如汽车的移动、人的移动,那些匆匆的脚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些动态影像不仅记录下具体事物,更呈现出时间流动的质感。那些可能在画作中消逝的声音与动态,在影像里却能被真切地看见与听见。

...
Antonio López García, Madrid from Torres Blancas, 1976–82

在这样的情境中,安东尼奥·洛佩斯的创作更多代表着某种“缺席”的情感。这种空寂感成为他作品表达的关键元素。当我们审视这些画作最终呈现的样貌时,其实很难确证他的艺术是否真正超越了表达的局限性。这些作品不仅见证着风景本身,更显露出艺术家试图传达纯粹本质的独特方式,那种近乎袒露心迹的表现手法。

每天下午,安东尼奥·洛佩斯都会继续创作那幅始于三年前(1987年)的作品。画中呈现的是马德里街景,具体观察角度来自加比道·玛雅街上某栋建筑的露台。通过反复的“排练式”拍摄,我们共同创作电影的构想逐渐在脑海中成型。但这些零散的念头始终缺乏足够驱动力,未能凝聚成具体项目,日子就这样在徘徊中流逝。

直到9月24日那天,安东尼奥再次来到同街区的某处露台创作。当暮色降临,他收拾起画架和颜料准备离开时,决定将这幅未完成的作品留待来年,因为夏日的特殊光线已经消逝了。就在那个时刻,我们都不约而同感受到某种离别气息。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东尼奥计划着要画自家花园里那棵榅桲树,而我则在思索近期的事务。

突然,拍摄电影的冲动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几乎同时意识到:根本不需要虚构故事或设计情节。这个创作应该从现有事物本身出发,以手头的工具和材料为基础。最终,那棵榅桲树成为了我们镜头的焦点。1990年9月29日,那天是星期六,《榅桲树阳光》在马德里正式开拍。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这些被称为“笔记”的短片记录了安东尼奥·洛佩斯·加西亚的创作过程,最终在2003年1月完成。除了1990年夏天拍摄的原始素材,我还撰写了片中的文字。安东尼奥本人的独白是后期补录的,胡利亚斯负责剪辑。这些短片本质上是我们为拍摄电影所做的准备工作,但最终成片会以何种形态呈现始终充满未知。与其说我们在“制作”电影,不如说是在“遇见”电影。这种创作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流程,不需要预先撰写剧本,不需要虚构人物,不需要设计矛盾冲突。对我们而言,这更像是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冒险。虽然清楚起点,却完全无法预知终点。与虚构影片截然不同,在虚构作品中,你可以决定人物何时相爱或死亡,这次尝试是我与画家共同经历的未知旅程。

现在回看这些被称为“笔记”的视频片段,真正能用作电影素材的内容其实非常有限。大多数画面记录的是城市街景,以及画家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就连安东尼奥本人都认为,当夏天结束时,我们共同拍电影的想法恐怕要落空了,始终没能找到足够有力的核心素材。但在这系列短片里,却始终未提及最终促使我决定拍摄《榅桲树阳光》的关键元素。每天下午结束创作后,我们总会去街角小酒吧喝啤酒或葡萄酒。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有时间进行真正的交谈。

...
Antonio López García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谈话总会转向彼此的梦境。不是那些偶然的普通梦境,而是反复出现的人物与场景,那些在潜意识中不断复现的梦境碎片,被我们拿出来互相讲述。

而安东尼奥他当时给我讲得最多的,也是他做梦梦到最多的就是一棵榅桲树。在他的梦中反复出现的是他自己还是个孩子。然后他跟父母在一起,在他们三人面前出现的就是一棵榅桲树。安东尼奥每次梦到这个场景时,其实他都不是很开心。在这个梦里,作为孩子的他能看到已成为成年人的父母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在梦中看到树上所有果实正在慢慢腐烂。到了最后告别那天,当我们准备回归各自工作时,我不禁问安东尼奥:“那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那时他对我说:“我要画一棵自己种在花园里的榅桲树。”正是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想起他讲述过的那个梦境。

我觉察到那里可能存在某种神秘之处。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某种冲动与灵感在驱使我开启这场冒险。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刻意夸张的话,我拍这部电影有个重要原因:我迫切想弄明白为什么画家梦境里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想解开这个谜。在虚构电影里,所有事件都是提前设计好的。人物、服装、摄像机位置、拍摄方式全都预先设定。但我们现在拍的这部电影,虽然也记录事件,却是真实发生的、无法提前准备的事件。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当时安东尼奥说画树这件事是在周三。他说:“这周六我就要开始画了。你愿意带着摄像机来拍的话没问题,不想来也没关系。但不管怎样,周六我都会开始画。”于是那个周六,画家、画布和我的摄像机就这样相遇了。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安东尼奥画树。通常我看到他描绘的都是城市风景,就像“笔记”里那些短片呈现的。但树是不同的,树是有生命的生命体。安东尼奥告诉我,仔细观察一棵树的话,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整个宇宙。我们能看见它如何从种子成长为挂满果实的模样,就像看到人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轻时期。然后看着果实慢慢腐败掉落,这就是自然的循环、生命的循环。

安东尼奥最初想画这棵树的最清晰动机,是想画出阳光在果实上的反射效果。他最渴望捕捉的是果实一天中最光辉耀眼的瞬间,但始终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安东尼奥作为艺术家,创作时追求精益求精。他的画作精确具象,不是印象派风格。因为他想画出最真实的样子,但要捕捉瞬间光线,就需要光线能持续足够时间让他完成创作。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每天光线变化极快,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想要的效果。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安东尼奥践行的艺术风格更接近西班牙古典画家,比如西班牙绘画史上最重要的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不像印象派画家,只要有光色氛围,梵高可能一下午就能完成田野里的画作。安东尼奥·洛佩斯追求的是更真实、更还原场景的呈现。就像他永远画不出阳光下的花。因为被阳光直射的花朵花期短暂易变,所以他画的许多花都在阴影中。

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这部片子有剧本吗?

艾里斯:拍《温桲树阳光》时没有任何写下来的剧本,也没有台词。片中人物就是他们自己,用真名,所有对话都是自然发生的。传统虚构片的剧本模式在这里完全不存在。

在实际拍摄中产生的想法,往往会引导下一个镜头的走向。可能拍这类电影时,导演最先要展现的是谦逊,对现实的谦逊,对不可预知之美的谦逊。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电影导演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作为观察者,因此在影片最初的20分钟里是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前面的20分钟基本都从我个人的观察视角出发。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察这位画家如何创作他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呈现出的视线和视角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只是他整个创作过程的见证者。

拍摄期间阳光并不充足,经常下雨。电影里当樊晓明老师和翻译董燕生老师出现时,安东尼已经向他们解释了很多。他说阳光照在这里的场景非常美,但这光线转瞬即逝,不得不放弃这幅画。就像人生中很多事情一样,很多时候要懂得放弃。

我们在影片中探讨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艺术家的意愿,他们渴望将时间凝固在画布上,希望时间静止;另一方面是大自然中的树,它无视艺术家的企图,只是遵循自身生命循环完成周期。观众在片子里看到的其实是自然与故事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影片中有预设的内容,那可能就是安东尼奥的梦境。整个故事的叙事情节最终是在剪辑过程中完成的,故事结构是随着剪辑逐渐浮现的。

刚才提到,电影里唯一真正写下来的文字是关于安东尼梦境的描述。但整部影片的成型完全依靠剪辑。某种程度上这与纪录片相似,拍摄时只是积累了大量素材,直到剪辑阶段才形成完整的叙事结构。因此剪辑对导演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电影的关键。比如我拍摄只用了八周,但剪辑花了八个月。

最初我不知道如何将不同叙事场景连接起来。剪辑过程中一边剪一边寻找方法,后来意识到最自然精准的方式是用字幕直接标注拍摄时间。这使得整个故事变成一本日记。正如之前所说,全片唯一预先写下的文字只有结尾处画家关于梦境的独白,这段文字是我们在影片制作最后阶段共同完成的。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在电影中我尝试从不同视角表现榅桲果。对画家而言,这些果实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如同人像绘画中的模特;但对女佣和画家女儿来说,他们更关心如何将果实做成蜜饯。片中还有波兰工人,对他们来说榅桲树是未知事物,他们最终在片尾品尝了果实。我想通过这种多维度呈现,展示艺术家理想主义的审美视角与女佣实用主义视角的差异,体现生命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最后讲讲拍摄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这部电影要求导演保持客观中立的纪录片视角,但又要解释主观性极强的梦境内容。作为电影人,必须对现实保持高度敏感,以开放心态接受现实给予的灵感,而非单纯追求技术。如何从客观视角转向主观梦境?影片结尾时树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画家采摘果实并放弃作画,这个转折其实源于现实观察。

现实中安东尼奥·洛佩斯的妻子玛丽亚·莫雷诺也是画家,她才是影片真正的制片人。拍摄时他们家正在施工,玛丽亚无法进行创作。我常看到房间里摆着她未完成的画作,画中安东尼奥躺着的样子。第一次看到时以为画的是死去的他,但玛丽亚解释那只是睡着的安东尼。这幅画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影片重要的灵感来源。

其实当时我看到玛利亚这幅未完成的画作时,想到了如何让我的电影从客观情景的技术层面,慢慢通过安东尼奥睡着后的形象进入他的梦境。作为电影人,你必须始终睁大双眼,观察和感知身边现实发生的事物。虽然电影被称为工业,但它与汽车制造或其他工业不同。尽管整个电影工业都在尽力避免不可预见的情况,希望掌控每个元素和细节,但对小制作而言可能反而更有趣,因为它们不必遵循工业体系中由金钱主导的强势法则。

《榅桲树阳光》对庞大的电影工业来说或许微不足道。它是由一个从未想过自己会拍电影的人完成的。最打动我的是这部电影的自由表达,这种自由本身就能战胜许多技术局限。现在技术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台摄像机,用剪辑软件创作自己的作品,讲述自己的故事。尽管当今90%的视听作品仍被金钱驱动,但我依然鼓励大家去创作,因为在我年轻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直到进入电影学院前,我甚至没碰过摄影机。

...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陷入技术崇拜或拜物主义。技术只是工具,它无法替代思考与思想。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最新款手机和相机,想紧跟技术潮流,但我希望你们能摒弃这种状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从错误中获得的灵感和收获远多于从成功经验中。

观众提问:虽然这部影片秉持的是客观记录的立场,但您是否有在这部影片当中投射自我?

艾里斯:关于拍摄时是否投射自我,在这部电影里,我更遵循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比如画家朋友恩里克突然造访花园的场景并非事先安排,而是真实发生时的记录。片中许多都是花园里自然发生的小事,我只是跟随生活本身的流动。早期作品中有更直接的自我表达,而这次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

人物对话都没有事先撰写,全是自然交谈。但在某些时刻,比如安东尼奥和恩里克要展开对话时,我会提示他们聊聊初次见面的场景。这其实是在寻找平衡:既希望对话保持自然,又需要适当引导方向。比如当他们聊到来自中国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时,我会顺势让他们延续这个话题。所有提示都围绕对话本身,而非强行注入我的思想。就像陶艺师专注塑造陶土,我关注的是如何呈现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真正的鲜花与假花最直观的区别在于芬芳。很多电影创作就像塑料花,能长久保持形态却毫无生气。真正的电影如同鲜花般脆弱易谢,但正是这种脆弱性让它鲜活。

观众提问:导演您好,我想请问您,您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是怎么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的?

艾里斯:其实在当初我自己的想法也不是那么明确的。可能在我20岁上下的年纪里,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这辈子想要干什么,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一些人生问题。但当时我纯粹只是出于对电影的喜爱,我真的非常喜欢电影。那时候我已经在大学里开始大学生活了,但下午的时候我开始选择去上电影学校的课。其实那时候做电影人也不是我职业规划中的优先选项。我对电影的热爱是从童年就开始的,看电影让我着迷。到了青少年时期,我变成了一个更挑剔的观众,不仅看电影,还会阅读电影书籍。这种对电影的热爱和痴迷一直持续在我的生命里,但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说要拍电影。可能只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接受了一种冲动。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先爱上电影。

...
Antonio López García, Quince Tree, oil on canvas, 1990

观众提问:导演您好,想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使用白色作为画面淡出的颜色。

艾里斯:关于用白色分割影像,当时传统的影片淡出后都是黑色,我突然想试试用白色。可能让人联想到空白的画布,但更多只是单纯想尝试不同的颜色,打破传统用黑色的习惯。

观众提问:《笔记》和《榅桲树阳光》的创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艾里斯:《笔记》更像一场海难后的遗物,我没把它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作品。而《榅桲树阳光》里绝大部分是固定镜头,这是我一开始就决定的。固定镜头能限制空间,同时因为演员都是非职业的,本色出演,固定镜头能让他们更自然自由。如果用轨道拍摄,非职业演员需要找镜头站位,会破坏他们的自然状态。我不想在拍摄中干涉他们,固定镜头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也和电视新闻手持跟拍的风格区别开。电视常用移动镜头和角度变化,但我想用固定机位创造仪式感。电影镜头语言需要尊重时间和空间的仪式感,东方文化里对时空的仪式化表现给了我很多启发。

...
Víctor Erice

观众提问:《蜂巢幽灵》和《闭上眼睛》质感差异很大,材料媒介变化会影响电影本体吗?电影还是您的精神庇护所吗?

艾里斯:我这辈子花在看电影、写电影、讲电影的时间,远远超过实际拍电影的时间。电影像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六岁第一次看电影时,我就觉得身处宫殿,在大银幕上看电影的感受是电脑平板无法替代的。我的电影是为电影院创作的,影院能赋予电影光环,让你带着欣赏的感情去看它。数字化改变了观影方式,现在连去影院的传统都在流失。我无法想象在平板上看《闭上眼睛》,那会失去电影应有的神圣感。

翻译:导演说他今天下午刚从上海到杭州,有些疲倦,但非常感谢大家来现场交流。这是导演首次来中国与观众见面,机会非常难得。感谢大家的热情,和大家交流也非常开心,今天的交流就到此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