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是一部由河南自驾游阿姨苏敏的故事改编而来的电影,由北大西语系毕业的优秀女导演尹丽川执导,阿美和尹丽川两位优秀女性共同编剧。这部电影围绕着一位郑州女人李红的命运展开,讲述她被迫牺牲奉献的前半生以及人生走进下半程后的她在不堪压迫之下终于觉醒,选择反抗出走踏上自驾游的旅程从而获得新生的故事。
咏梅老师的呈现真实而有力量,展现了一代中国女性在社会的B面所付出的、所牺牲的、所承担的一切以及在这种默认的付出之下女性所受到的束缚和精神上被忽视的痛苦。
这部电影可圈可点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演员表演之入木三分,景别光影的运用,声音效果的多重意味,但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拍出了万千底层中国女性共同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曾经被言说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为普通女性生活代言的创作者也实在是太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忽视,一种言说的缺憾呢?
苏敏用她的行动首先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女性的痛苦,也看到了老一辈女性的力量,而《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也将故事很好地影视化,真故事和真力量给这个电影提供了一个完美样本,而导演编剧创作团队也丝毫没有辜负苏敏阿姨。
一、李红的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
青年时代的李红是父权家庭下为弟弟们做嫁衣的长姐。18岁的李红,成绩优异,准备复习考大学,和学校的朋友们一起畅想着未来,满怀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回到家以后却面临着“作为长女必须献祭自己给家里”的境况,父亲偷偷去办了退学,甚至对她连个好脸都没有,赤裸裸地说出“你还有两个弟弟呢,你现在去厂里找个工作,能减轻我们多少负担”。她拉住父亲的胳膊,说上了大学找个好工作把钱都上交给家里,到时候能有更多的钱,但是父亲依然不为所动,没有话语权的母亲也无可奈何,甚至还会再给女儿加一重温柔的攻势:进厂也挺好的,毕竟你还有两个弟弟。
成绩最优异的李红本来拥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她是长女,"长"意味着要照顾要奉献,女意味着她的未来不如家弟的未来重要,很轻易会被放弃。本来拥有美丽未来的她很快成为一个家庭的耗材,一辈子打零工,为了逃离家庭,匆匆出走去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家里,进入了新的深渊。
中年时代的李红是大男子家庭下为夫为子做嫁衣的妻子。为了逃离父权而匆匆进入新的夫权家庭,两个人并不以爱为前提的结合给李红带来了新的噩梦,传统大男子主义下的家庭里,女性只是桌子不平稳时所需要的垫脚布,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家庭这张桌子平稳地运行下去,她得不到丈夫的尊重与关爱,有的只是对于家庭妇女必须要承担的各项职责:她需要买菜做饭并仔细计算花销,但要注意这花销千万不能用到自己的身上,否则就成了自私;她需要给丈夫的亲戚哥们儿做一大桌子的菜,并在被劝酒的时候被迫喝下几杯白酒助兴;她需要照顾孩子打点家事但是为了挣得自己的尊严和哪怕一点点的自由在半夜出去扫大街,因为她的肩膀上天然被默认有更多的担子要挑起来,她被迫在社会的AB面之间来回穿梭着,不舍昼夜。
步入老年的李红又默认成为了照护者为孙辈做嫁衣的姥姥。李红的女儿晓雪这样一个在父权制家庭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母亲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也曾发誓绝不踏入婚姻。但是当她成为新的妻母后,她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对于经济状况好的人来说,找个保姆一个月两千还是两万块钱是无所谓的,这当然不成为问题,但问题在于捉襟见肘的普通家庭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额外支出。
孙辈需要人照护,作为大男子主义家长的姥爷却根本不需要承担这样的照护责任,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把这些辛苦的工作指派给李红并对她的付出指手画脚。还记得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时候,李红和同为姥姥的朋友相遇,朋友问她:你怎么又带上孩子了?你啥时候去旅游啊?李红说:再等等,等这两个小的上幼儿园就好了。又反问朋友怎么没去和丈夫一起跳国标?朋友的回答:他是去了,可我脱不开身了。
当我们谈到老一辈女性所承担和所奉献的一切时,默认的姿态或者说是立场是:我们对此进行反思的同时绝不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但是这部电影就是呈现出了一种真实境况,即同为女性所要承受的跨越时代的创伤。
李红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家务劳动和辛苦的看护劳动,还面临着丈夫的颐指气使以及无人理解无人关心的精神折磨。姜武饰演的丈夫非常真实地呈现出大男子主义者在家庭内部给家人尤其是妻子所带来的痛苦,他在家里是唯一的正确,唯一的真神,他所有的情绪都转移到妻子的身上,什么都不做却拥有对妻子所做之事的所有控制权和评价权。
在丈夫的精神虐待外,还有女儿女婿对于李红情绪上的忽视,李红几次想去成都参加同学会都无果:女儿怀孕需要人照护,女儿因为育儿失业故需要重新找工作,女儿女婿工作后无人照管孩子......每一次同学聚会,都因为他人的需求而被耽误,她总是被要求:再等等。
每一次母亲的需求都被漠视,他人的需求被理所当然地前置,最终导致李红患上抑郁症,她的身边虽然是人来人往,但每一个人都只是路过她的内心之岛,然后仅仅是绕过去。但是这仅仅是李红的悲剧吗?不然。这并非李红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身为母亲的悲剧,这种悲剧创伤绝不会止步于李红。
电影中有非常惊悚的一幕,完美地向我们展现出这种女性悲剧、女性创伤的代际传递:当李红终于在重重打击之下定决心出走,丈夫孙大勇疯狂辱骂她让她滚,现实自私的女婿阻拦着自己的老丈人嘴里说着请保姆的最低价格“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工作刚刚转正的女儿晓雪哭着挽留说你让我怎么办,她带着哭腔对着李红喊:妈!镜头一转,是她的两个小儿子对着晓雪喊了一声:妈!镜头语言清晰地告诉观众,李红这个老一辈的母亲出走之后,所有的重担将压到新做母亲的女儿身上,所以出走的仅仅只是李红,却从来不是母亲。
出走的李红终于自由地驰骋在路上,终于穿上红色的裙子,开着属于自己的车,去广袤的世界里找自己。女儿晓雪打来电话,忍着泪水和无人可诉的心酸向母亲说出:我不是要你回来,我就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这时候的女儿才真正共情了母亲,因为这创伤已然传递到了她的身上。
母亲这个角色,仿佛永远被压在山下,身上这座山是无论怎样都逃也不脱的,女性的悲剧,母亲的悲剧何时才能真正终结?
三、男性角色:过于缓慢的进步
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两位男性角色的身上,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进步实在是太过于缓慢,以至于理解的鸿沟被拉开的愈发大,而这带来了婚育中创伤的进一步传递。
正如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补充纠正:在亨廷顿的书中,未来的冲突是以文明全为阵营展开,但是事实是各个文明圈内部离心力在增强。所有文明圈内部的冲突甚至要超过文明圈之间的冲突,成为了文明冲突的主战场,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眼前。应对最好的方式是走得快的人等等后面的同胞,走得慢的人走的快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加开放。
现如今的婚姻家庭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性双方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理解与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和部分男性对于两性关系的想象是更加平等、互相尊重、理解,三观相合的稳定情感连接。
但是还有诸多男性持一种相当落后的两性观,他们所接受的保守封建思想依然是教导他们把婚育当成任务来对待,秉持一种传宗接代的思想,并不很在意家庭的另一位共同经营者到底有怎样的所思所想。说白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为了任务而踏入婚姻,但是从没有思考过婚姻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婚姻中自己应该做什么、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影片中姜武所饰演的孙大勇就是这样一位保守的大男子主义的代表,很多评论说:“姜武演活我爹”。这个角色明显是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他是这个家庭的专制大家长,好吃懒做,在家里俨然一副大爷的样子,吃饭前打乒乓球的砰砰声听得人无比心烦,开饭后的他敲着厨房门理所当然的一声“来碟醋”,仿佛厨房里站着的不过是他的仆人,他对李红没有丝毫尊重,更不用谈温情。他是家庭专制的象征,顽固不化,自以为是,他认为妻子就应该是承担一切家务劳动的角色,并且不应该有任何怨言。即便是妻子患上抑郁症以后,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自私的抱怨:整天在家待着,好好的得什么抑郁症,浪费钱。但即便这样,这个角色的过分程度依然没有超出苏敏阿姨的丈夫本身,这才是更令人心惊的。
影片中张本煜所饰演的年轻一代男性已不像孙大勇那般保守封建,但是他依然对自己的妻子没有真正的理解。晓雪因为育儿频繁请假导致失业,过上了曾经自己母亲的生活,日夜与尿布辅食为伴,为了孩子疲惫不堪。这时候丈夫为了让她开心给她买衣服,但买给她的衣服却是“潮妈馆”的宽大T恤,说“面料柔软,不伤孩子的皮肤”。晓雪无比愤怒:连买给我的衣服都只考虑孩子了是吗?怎么没有“潮爸馆”呢?我不求你怎么样,但是你连理解都做不到吗?那一刻,晓雪绝望地靠在老旧生锈的窗户上闭上眼,眼角是绝望的泪水,女性在婚育中的孤独感绝望感就此被具象化地呈现出来。丈夫徐晓阳作为这个影片中的“进步男性”并没有真正共情妻子失业痛苦和育儿心酸交织的处境,显现出了一种理解共情的乏力。
总而言之,男性角色的塑造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以孙大勇为代表的大男子主义者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以及对徐晓阳为代表的新一代家庭中的男性的希望和要求:希望你们能够走得更快一点,更远一点。
片尾更让人泪目的是李红终于下定出走的决心,开车逃离了桎梏她半生的樊笼,去见识壮丽的大河大山,去体验旅行车队中真正互相尊重互相照顾的人类情感,去成都和自己的老同学们相见,谈笑开怀。
而这和片尾的彩蛋也即现实中苏敏阿姨的出走经历形成了一种互文,故事来自真实的女性力量,而这种力量也真的完全地传递给了观众。
出走吧,踏出去,人生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