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之邀， 为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写下这篇影评，从社工的角度剖析香港的养老问题与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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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到在香港读社工研究生。乘叮叮车在上环穿行，常见到高耸楼宇中的许多招牌，如XX养老之家等。那时，课上我们时常讨论养老服务，我常常想：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长者们入住的体验是怎样的？一年后，《白日之下》向我展示了楼宇内部的景象。

影片中，女记者凌晓琪的卧底报道展现了香港安老院舍中的黑幕，如：虐待、性侵院友，八个月内六人离奇死亡等。这些情节均有事件原型。但是，报道并没有带来「正义」。当安老院被吊销执照，记者却受到了院友的强烈指责，因为院友们无处可去。

记者提出问题，电影展现真实，而谁能够为这样复杂的情况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电影直指香港社会福利署和社会结构；而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

1.香港与安老院

影片中的「彩桥之家」安老院，通过收纳尽可能多的长者、残障人士以获得收入。那么，香港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现状如何呢？

在香港，如果一位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先会申请社会福利署的统一评估，再被分配到不同类型的院舍入住。这些院舍主要为三类：非政府机构运营的津助护理安老院，竞争投标的合约院舍以及私营安老院。与前两者的直接监管不同，社署通过【改善买位计划】向私营安老院购买宿位。

那么，对于私营安老院来说，收纳更多的院友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然而，人越收越多，服务水准却没有提升。按照规定，每100人的高度照顾院舍应当配有20名护理员，8名助理员等。特定钟点（早上6时至晚上10时）须有3名助理员，2位护士（或4名保健员）及5名护理员值守。而正如「彩桥之家」，现实许多机构中2位保健员要照顾100多个人。每当社会福利署来检查，院方便会从其他地方调人顶替，甚至让患有精神疾病的院友工作。

而对于院友来说，能够入住这样的院舍已经不易。根据2021年的报道，2020年轮候人数达到3.75万人，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5个月，有7000位长者「等到死」。而在电影中设定的2015年，残疾人入住安老院的平均等候时间为15年，能够「有瓦遮头」已经不容易。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浊水漂流》。那些没能成功入住安老院的老人被迫流落街头，面临另一个困境。

2.当院友受到虐待

在上述背景之下，院长和工作人员对院友的控制更加根深蒂固。一方面，院长和工作人员与院友长期相处，是最了解院友们生活的人。他们提供的照顾哪怕仅能维持生存，也回应了院友们最紧迫的需求。另一方面，流落街头是院友们更大的恐惧。而且，他们大多为缺少社会支持的残障人士或者长者，在遭遇虐待时更加没有反抗的能力和资本。因此，他们只选择忍气吞声。

而当记者深入安老院，想要帮助遭受虐待、侵害的院友时，面临的是重重制度性困境。比如影片中设定的2015年，安老院院长多年来侵犯多位患有智力障碍的院友，却始终没有获罪。过往几位受害人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前后矛盾的证词，导致证词失效；被侵犯的小玲甚至无法完整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当小玲的案件开庭时，律师选择撤诉；因为她患上了严重的PTSD，出庭再次见到加害者只会病情恶化。

此时需要的是更多制度性的改变。比如，针对智力障碍人士出庭的特殊情况，香港警队于2015年5月成立「关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工作小组」，与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等协同参与，评估当事人状况，在审讯中提供专业陪伴。再比如，2018年，在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与一位求助者的共同努力下，受害者可以隔着屏风出庭，庭审结束时可以走特别通道离开；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或未成年人可以在隔壁房间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出庭。现在，香港警务处也专门整理了【性暴力求助资讯】，帮助受害人了解审讯的流程及自己的权益。

社会福利署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制度。不仅留意到工作人员数量这些基本的信息，还要更加关注院友们的真实生存状况。在安老院这样的封闭环境中，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绝对权力让反抗变得不可能。而社会福利署的监管是将困境打破的唯一途径。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社会福利署坦承工作中存在大量延误执管甚或不执管的情况，在跟进一些虐老个案时没有积极了解调查结果。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普通院友该如何反馈这些问题？这是社会福利署应该努力的方向。

3.照顾的责任

相比于指责个体，影片提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谁应该承担老人和残障人士的照顾责任？

比如凌晓琪的爷爷，被她妈妈送到了安老院，最终导致爷爷自杀。但是她指责妈妈时，妈妈说：「那你只能怪你的爸爸死得早。如果要骂，把你的叔叔、姑姑一起骂！」而晓琪自己也因为工作忙没有经常去看望爷爷。此时，妈妈说出了一句更加无奈的话：「人老了就是包袱。」为了不给女儿增加更多负担，她也决定离开香港，回到中山乡下养老。

再比如水哥，早年间离开自己的家庭，导致女儿对自己心生怨恨；如果他都已经没有付出养育的义务，子女有责任赡养他吗？而小玲妈妈的话更让人心碎：「我不应该上班，不应该把小玲送到安老院。」如果自己照顾女儿，母女俩就会失去生活来源；而将女儿送到了安老院，却导致女儿受到了侵犯。

我想起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一条路上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头发花白身体精瘦，却还在用力推着装满纸皮的手推车；有的孤身一人站在街头，背了好多蛇皮袋；还有的正在翻找垃圾桶。这样的场景，我也在香港街头见过无数次。如果他们没有家人，没有子女，没有住所，甚至没有获取相关福利政策的渠道也没有符合政策的身份的话，他们又该怎么办呢？除了公益机构，谁能够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这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4.公共制度建设

近年来，香港院舍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根据研教所2023年3月发布的数据，现在的轮候人数已经从疫情初期的近4万人减至约1.8万人。轮候时间也已经缩短至16个月。居住在私营安老院中的院友在三年间减少了3700人。

究其原因，除了院友病逝、自然离世等原因，还与政府的举措息息相关。除了增加宿位，社会福利署推出的【社区照顾服务】，能够让长者在日间中心、社区接受照顾，或者进行居家照顾，也缓解了院舍的压力。与此同时，香港许多公益机构也在关注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探索。

当然，这些都远远不够解决眼下的困境。在期待制度性变革的同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我与一些香港同行交流时，他们提到，香港照护最大的困难是空间不够。去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进「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鼓励香港长者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今年2月19日，7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机构被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这会是香港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