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電影之前，我仍然希望先回到文化之中談起。如此我們才不會迷失。理性在二十世紀遭遇了滑鐵盧，在大衆意識形态（mass ideology）和實用主義的夾攻下，人們發現，非理性的欲望可以将“理性”作為工具，滿足那些殘暴的、仇恨的、瘋狂的動機。與此同時，對已有信念的失望，人們開始挑釁傳統，蔑視權威，文化認同體也在這種失望情緒下，失去了它的整合作用。

于是“滿足人的欲望”、“人性本就如此”趁虛而入成為一個指導性的原則。每一個人都緻力在欲望的規則中遊刃有餘，尋找無數的此時此地的滿足。啟蒙時期的詞語，以各種理由，成為了一種具有工具性的詞語，亦步亦趨靠近現實，具有超越現實的部分則被剔除了。可以說，我們的思想在奉迎現實，而不是我們的現實在追逐思想。這一現象放到個體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的現象是，他視之“欲望是好事”、“貪婪是好事”，視之為“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

這種變遷并非一蹴而就的。這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欲望的規則将傳統肢解成碎片，有利用價值的被縫合成一件時髦外套，但它再也沒有生命力了。1981年的兩部電影《郵差總按兩次鈴》和《體熱》，欲望讓角色們難以招架，他們找不到抵禦的力量。

犯罪電影在以黑色電影為代表的40-50年代處在了一個高峰期，其中存在一個極為耀眼的形象，那就是蛇蠍美人。但就像黑色電影本身一樣，蛇蠍美人并非一個特定時期的特征，黑色電影也從來不是一個時期的具體“集體記憶”。它們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理念，或者說一個潛在的意識，一旦條件成熟，就顯露端倪。就二十世紀的“蛇蠍美人”來說，它是和兩次世界大戰緊密相關的。期間男人在戰争前線，後方的工作空缺便由女性來頂替，這意味着經濟上女性獲得獨立。一戰中，法國更是失去了一代人。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提高了女性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也得到相應的改善。美國婦女正是在一戰的兩年後獲得選舉權。她們被稱之為“新女性”。但就和電影《克萊默夫婦》中的情況一樣，這也是當時保守人士認為的：當女性對自己的傳統角色予以否定，那麼就不可避免得導緻家庭和道德出現崩解的情況。在《郵差總按兩次鈴》中，光彩照人的妻子科拉對丈夫和家庭的厭棄，在《體熱》中，麥蒂·沃克的身份變幻莫測。緊随着避孕技術的普及，女性傳統角色中繁衍後代的成分也瓦解了。但整體上，我并不認同經濟和技術直接促成了性解放，而在于性道德的消失。

西方的犯罪類型作品，很長時間它是圍繞情欲和宗教道德的沖突。後來則是社會犯罪。這裡我需要撇開這種階段變化的探究，也不詳細涉及性道德的更多内涵，以免問題進一步複雜化。我們在此隻需看到，宗教人士真正恐懼的是女性喚起男性的情欲，妨礙男性獲得精神救贖。這個真正的意識，在《郵差總按兩次鈴》和《體熱》都得以體現。“兩次鈴”暗示的是弗蘭克是有機會收手的，《體熱》中有數個配角充當神父的角色，告誡奈德，但是最終兩者都在欲望中失去了理智。在對女性妖魔化的中世紀，曾提到“她們利用婚姻和性來控制其牧師丈夫，從而威脅男性優先的秩序”；即使擁有一位“不正常時更得可愛”的新女性妻子的作家菲茲傑拉德，也在《了不起的蓋茲比》和《夜色溫柔》中，描寫了以色相作為成功階梯的新女性角色；在《進化心理學》中提及了性可以是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如何，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性是可以作為一種武器的，另一方我們可以看到，性道德抑制的不僅僅是單純的性行為。

不論《郵差總按兩次鈴》，還是《體熱》，它們的視角都是從男性的。女性展現出來的性吸引力，讓男主角們在性感誘惑中無法自拔。她們就是電影的魔力中心。當《體熱》中的奈德被麥蒂·沃克的欲迎還拒弄得心火難耐時，樓上露台的風鈴聲如同逗貓棒，搖曳不定的奈德最終不顧一切想得到這個讓他神魂颠倒的女人。當奈德在窗外，幾乎像個得不到而火急火燎的孩子，屋内的麥蒂·沃克看着他，等着他，多少有玩弄獵物的意味。當奈德砸破玻璃，也象征着他的命運開始被麥蒂·沃克所掌握了。在《雙重賠償》中，亦複如此。《雙重賠償》中，沃爾特是一名精明能幹的推銷員，《體熱》中，奈德是一個雖然好色，但也是聰明的男人。他們都以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進行謀殺行為的，但事實卻是，背後的蛇蠍美人掌控了一切。

而《郵差總按兩次鈴》裡，科拉的誘惑沒有那麼直接。但導演的鏡頭已經說出了科拉的性吸引力：以男性的視角來窺看科拉的女性美。從櫃台到廚房，隔着镂空的門和窗，那個具有飄逸金發，身材高挑，像新女性抽着煙的女人，和廚房這個具有傳統性質的空間彼此強化，暗示着這個楚楚動人的女人有着火熱的激情。當相貌無奇的店老闆說出科拉是他的妻子時，弗蘭克的詫異表情，幾乎預示着一場出軌了。但真正的謀殺卻是科拉提出來的。這樣的情節安排，不禁讓人想到女性在基督道德中一直是“非理性”的象征。這展示了人性原始的一面，雄性為了得到雌性，就需要具有攻擊性的一面，謀殺的暴力和情欲混雜着。

對所有男人來說，女人都有兩面，一面是聖女，一面是蕩婦。從西方的曆史觀察，即使在中世紀的女性歧視風氣下，仍然存在着聖母崇拜、典雅愛情和浪漫傳奇。即使是最純潔的女性也會喚起男性的情欲。從女權立場來說，這可能是父權制強加給女性的兩個形象。但需要指出的，“聖女”并非以潔身自好、溫良賢惠為必要特質。我們回到“男性恐懼女性喚起他的情欲，從而妨礙獲得精神的救贖”這個觀念，這個精神具體是什麼？我趨向于康德的話：一種審美理念表現出的能力。它相似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而情欲則是本我，它包含了人類的動物欲。自我就是一種現實的認知總和。超我是社會人格的中樞，指導着自我的探索。超我也不會以經驗和現實為依據，它是衆多概念在個人的内心内化出的審美理想。聖女正是這樣一個形象，她非現實，但人們心底在找尋，并且每個人的這個形象迥異。而溫良賢惠的特征僅僅是與本我和自我交織出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對立面。同樣的，道德并非道德規則，道德規則也僅是自我和超我交織出的一個認知面。它們都是一種自我認知。就個人觀念來說，性道德的消失，一方面它促成了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則意味着一種男性的審美理想的破滅。文化工業的數以萬計的廣告，打造了一個個這個理想破滅的替代品，我們的理想開始以“對這些替代品的觀念”作為目标，而無需經過内心的内化。超我的式微，意味着本我激發的欲望難以抵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