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梧鼠Mouse
16歲的佩佩憂心惶惶地走過從香港往深圳口岸的安檢，雖然故作鎮定，但臉上依舊有着些許慌亂，好在邊境安檢人員并未察覺。
佩佩順利過關，匆忙将書包裡的兩部iPhone交給黑市，滿心歡喜地接過酬勞。至此，佩佩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走水”。
這是電影《過春天》中的一幕。
作為深港跨境學童，佩佩利用可以頻繁過關的優勢幹起了走私水貨的行當，隻是為了賺一些錢和閨蜜去日本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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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在深港流連的人或許還不太理解“跨境學童”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他們就是住在深圳但在香港上學的孩子們。他們在香港出生，拿着香港身份證，能夠在香港上學但偏偏不住在香港，深圳才是他們的家。
...早晨5：30起床，6：30到達口岸，6：40過關到香港，下午4：30回到深圳的家，補習，做功課，晚上9點準時睡覺——這是一名跨境讀書的孩子一天的時間表。
每天，都有上萬名這樣的孩子在口岸兩側奔波往返。上下學至少兩小時以上的舟車勞頓，雙城生活讓孩子們長期處于疲倦狀态，父母也擔憂孩子們的途中安全。
在更好的選擇出現之前，他們需要這樣的生活。
...在福田口岸，小女孩一個人占來隔離欄杆旁邊，望着眼前的邊檢視窗，等待開始過關。對這些每天穿梭于深港兩地的孩子來說，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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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跨境學童面臨的是身份認同的危機。每天在深港之間往返，這些孩子們的身份也徘徊于港陸之間。關口的兩邊，仿佛是兩個世界。
香港意味着繁忙的港鐵，學校、老師、同學和一兩個親近的好友。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着龐雜的文化背景，但跨境學童終日在學校和口岸兩點一線，能夠體驗的少之又少，他們大都在九龍、新界上學，甚至不曾去過繁華的中環、銅鑼灣。深圳是“家”，其實卻不過是一處住所。
跨境學童從法理上來說是香港人，沒有戶籍做依靠，他們也無法在深圳入學。
大部分的跨境學童，粵普雙語流利，有意識地在香港和深圳轉換語言。
“雙非”父母也鼓勵孩子多講“白話”（粵語）來适應香港生活，為了輔導孩子學習小心翼翼地熟悉繁體字和加強英文。
香港人一般不将他們看作本地人，深圳又稱他們是“港寶”，我係邊度人？我是哪裡人？這是每一個跨境學童都曾疑惑過的問題。
無論深港，都是兩個空殼一般的意向。特殊的身份與經曆，模糊了家鄉和異鄉的概念。跨境學童的背後，是港陸差異的點點滴滴，竭力想要人為建立的歸屬感在這種差别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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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以來，“跨境學童”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孩子們也分“雙非”和“單非”，即父母雙方都非香港人或隻有一方非香港人。
盡管“跨境學童”們身份尴尬，但自千禧年起，還是有越來越多的非香港戶籍夫婦選擇到香港生子。
“雙非”港生寶寶約有 18 萬餘人，這些孩子到了适學年齡後，有部分加入到跨境學童的行列，且人數每年都呈上升趨勢。
如今，已成規模的跨境學童群體使得深港口岸處被别設有“跨境學童專門通道”來方便學生們上學。
2013年，香港正式關閉雙非赴港産子通道。
即便如此，仍有相當多的單非子女成為跨境學童。相比價格高昂的香港物價，内地生活的便利與相對較低的成本讓許多香港人選擇定居深圳。
加之香港教學水平和教育體系福利整體優于内地，送孩子們去香港讀書是家長的最佳選項。
于是深港跨境學童群體在這種獨特的情境下逐漸壯大，繼而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當對跨境學童身份認同問題的關注度上升時，旁觀者會說“何必分什麼香港人還是深圳人，都是中國人”。但事實上，深港之間總是隔着的兩道關口猶如間隙，港陸也常常被置于二元對立的立場之上。
...内地人的湧入，一定程度上占據了港島本就匮乏的資源。數年前，香港本地人就已經在同被蔑稱為“蝗蟲”的内地媽媽在産房争床位，如今他們又開始為子女争學位。這一點，在香港北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香港北區學位緊張，正是因為跨境學童的家長們希望孩子可以在離口岸近的地區上學。然而，香港本地學童的就學壓力不比内地輕松，但政府派區的結果又往往事與願違。
不少本地的孩子被派到更遠的學區，家長隻好帶着孩子到北區各個學校“叩門”來争取幾個機會渺茫的學額。
資源永遠是有限的，當更多的競争者湧入時，矛盾自然也跟着越聚越多。這些是電影中不曾表現的跨境學童社會危機。
當孩子長大了些，這種隐藏的群體積怨在敏感青春期中發酵為自卑、懷疑等情緒，成為他們在尋找自我認同的路上的心理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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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誰天生能拒絕誘惑，隻需一個契機，内心的那隻怪獸就會釋放自己。對這樣一群将歸宿感無處安放的孩子們來說，帶着犯罪色彩的青春是最刺激的事。
孩子們将身份的特殊性作為叛逆的手段，以彌補内心的一點空白——成為一名水客。他們把拆過包裝的手機裝入書包、纏在身上謹慎地走私，用學生身份就足以混淆安檢人員的視聽。
其實水貨客問題無論對香港還是内地都不陌生了。從2012年開始聲讨“水貨客”已經過去五六年時間，無論關口怎樣查，港陸走私水貨依舊猖獗。
距離福田和羅湖口岸隻有一站地鐵的上水是有名的“水貨集散站”。講普通話的有時比講粵語的多，有些人甚至拉着足夠裝的下人的大拉杆箱前去掃貨。
...随着業務量增大，水貨客發展成為團體，這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幫忙帶貨“走水”。有些稍大一點的跨境學童便開始參與到這個偷偷摸摸的行當中來，例如《過春天》中的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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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春天”的稱法為“走水”賦予詩意，好像是為佩佩枯燥乏味生活中的一點刺激尋找的美好意義。同為跨境學童和水貨客，這種“過境人生”在兩個身份的裹挾下更加具象。
《過春天》被定義為一部青春片，細緻地刻畫了存在于夾縫中的青春時常有苦澀和茫然。當佩佩這個人物被置于這樣的一種環境和時代下，青春期的迷惘也是人生的迷惘，似乎要窮盡一生去探尋身份認同這個答案。
...佩佩和香港底層青年阿豪在逼仄的空間、潮濕的空氣中互相給對方身上纏手機，散發着年輕氣息的情欲也呼之欲出。年少的暧昧與犯罪的快感碰撞，正是青春期的不羁與隐忍最痛快的爆發。
電影結尾，佩佩将魚缸裡的鲨魚放生，讓它遊向大海。而同樣也在魚缸和大海兩個處境中困頓的她，隻能讓青春的迷惘、傷痛和刻骨銘心随波而去。孤獨感對立着歸屬感，以及原生家庭的隐隐作痛，青春仍在一個無解的語境下肆意生長。
有人說： “這一代人在打破兩地之間的障礙，過關啊什麼的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總有一天他們自己會想清楚，這些對他們來說有些什麼意義。”
青春時的問題終究還是留給了青春。時間沒到，誰都無法預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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