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夢裡詩書

一部聚焦女性議題的電影，《我，許可》将女性身體自主權、性教育、代際沖突等等議題，搬上銀幕，試圖用輕喜劇的外殼包裹起現代社會女性的現實内核，但好想法不等于完成度，叙事松散、人物扁平、表達懸浮的困境，使一個個本可深入的好題材都隻是成為了淺顯的口号，當觀點先行壓倒一切，電影自然也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電影最讓人如坐針氈的，是議題堆砌導緻的叙事松散與節奏混亂。導演試圖用一場婦科手術串聯起所有女性困境，從許可的身體自主權困境，到胡春蓉的自我覺醒與性騷擾遭遇，再到從母女關系由此帶出的女性羞恥，醫患矛盾，新生代的戀愛觀等等，電影幾乎囊括了當下所有熱門女性議題，卻未能對任何一個議題進行深入挖掘，隻是将其作為符号匆匆呈現便轉向下一個内容。

這種貪多嚼不爛的處理方式，讓影片的劇情失去了重心，原本作為核心線索的手術線，被衆多支線切割得支離破碎。另一面影片卻将更多篇幅放在了零散的喜劇橋段上，甚至出現了無意義的廢戲：這就比如電影中很多母女之間的不理解被設置為了淺顯的包袱，刻意的焦慮感與劇情的平淡感形成強烈割裂，既浪費了篇幅，也未能推動人物情感的沉澱。

人物塑造的扁平，則進一步削弱了影片的感染力與說服力，讓原本應該有血有肉的女性群像，淪為承載議題的工具人。主角許可的形象在我看來是過于理想化的，這一角色缺乏真實的掙紮與成長弧光，她自始至終清醒、勇敢、無絲毫性羞恥感，作為母胎單身女性，面對手術簽字的困境、母親的過度控制，都始終保持堅定的姿态，沒有任何内心的動搖與迷茫。這種完美人設雖然符合影片自我許可的核心主題，卻脫離了現實語境，讓人難以産生共情，現實中，女性在面對身體自主權與傳統觀念的沖突時，往往伴随着掙紮、妥協與自我懷疑，而許可的無懈可擊，反而讓這個角色失去了真實感，更像是一個傳遞女性主義口号的載體，而非一個有溫度的個體。

相比之下，母親胡春蓉的角色本應具備複雜的層次感，她是傳統婚姻的受害者，也是傳統觀念的執行者，身上兼具隐忍、讨好與潛藏的生命力，但影片對她的轉變處理過于倉促粗暴：從最初與女兒的矛盾，到接受女兒的反向教育，再到提出離婚，這一系列觀念的轉變，僅僅依靠碎片化的場景完成，這其中所謂的覺醒顯得大開大合卻缺乏說服力，其不是被現實與情感觸動後的自然轉變，而是被劇情強行推着走，原本應該深刻的代際和解，也因此淪為流于表面的符号化表達。

電影角色上的問題，本質上是電影隻是把女權當作一種營銷噱頭的必然，《我，許可》通過台詞與符号化的情節，傳遞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核心觀點，這本無可厚非，但過度依賴台詞的說教，将一切讨好女性觀衆的元素，不假思索的全部塞入到電影中，最終這些台詞口号固然乍看犀利，細思卻缺乏沉澱，它隻是一味強行向觀衆灌輸觀點，而非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與選擇。

《我，許可》是一部噱頭大于實力的作品，它的問題不是“不敢說”，而是“沒說好”。它揭示了很多類似電影，在創作中一個普遍的困境：當創作者過于執着于傳遞觀點，反而會忽略叙事本身的力量；當野心超出了自身的叙事能力，電影所呈現的便不是一種力量，而隻是失真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