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之前，我們跟在渡邊身邊，觀察這個被宣判了死期的胃癌患者的一舉一動，他倒不是在診斷出胃癌的那個瞬間就突然覺醒，所剩無多的日子逼迫他反省人生的意義，他不能再自欺了，必須坦白：一切都毫無意義。縱欲是另一種麻木，但面對死亡這樣的威脅，及時行樂隻能放大焦慮，于是渡邊在宴會上唱不合時宜的歌，朱唇櫻色已褪，丹心熱血早涼……小田切這位活力滿滿的年輕女孩使他明白生活的其他可能性，她借笑話一語道破市政廳腐朽的官僚制度，她給虛僞、無聊的人們取有趣的綽号，她毅然辭職，甯願做一名工人生産玩具也不願再消磨生命，她鼓舞了、啟發了、喚醒了早已衰老的渡邊。
葬禮上的論題是，誰建造了那座公園?在市政廳浸淫了三十年的渡邊怎麼能不知道建造公園非但困難重重，而且不會有任何功勞，是越權，是對整個官僚秩序的挑戰。衆人的視角拼湊出他的毅力、勇敢、疼痛和傷感，然後他們追問這事是否有意義，在酒精的麻醉和煽動下，服務他人被視為人生至高的意義，他們還宣稱日後會追随渡邊的腳步。這是關于市政廳的第二則笑話。
至于渡邊，不同于第一次歌唱是為了抒發難言的苦痛，臨終前的大雪，秋千上的歌唱表明他領悟了生命的真谛，于是在電影後半程，他注視着衆人，上帝一般。
疾病是轉變的契機，尤其在戲劇中，但并非所有人物都因經曆重大變故接近真理，自然，他人的激勵和電影的啟發就更加有限。生活在巨大的慣性中飛馳，渡邊是美好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