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網飛推出的改編自馬爾克斯的同名文學巨著的劇集《百年孤獨》火了。截至撰稿，劇集IMDB評分高達8.5，豆瓣評分沖上9.1。劇集掀起的拉美文學熱也引發人們再次思考這片大陸背後的滄桑曆史

《百年孤獨》中馬孔多小鎮的興衰變遷，确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亞非拉地區諸多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與掙紮。書中馬孔多原本的甯靜與和諧，恰似那些在全球化浪潮前，依循自身傳統與文化維系社會秩序的古老文明。外部制度嫁接到馬孔多的悲劇觸及現代化轉型失敗的根本問題：制度兼容。

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有别于人建構的秩序，其存在無須為我們的感官能力所及，因為它有可能是以那些隻能被我們從心智上加以重構的純粹的抽象關系為基礎的。哈耶克以“鄉間小路”為喻，揭示了自發秩序不是由哪個權貴有意設計出來的，也沒有經過集體商議和規劃。這條小路在許許多多的個體選擇中慢慢浮現出來，是一種自然演化的結果。因此，社會無需外部權力介入就可自行調适。

馬孔多本不需要宗教，不需要民主，不需要政治立場。自布恩迪亞家族的一代何塞發現并建立小鎮以來，馬孔多就是一個有機的、自由的世外桃源，居民們通過日常習俗，口頭契約和互助網絡生活。然而，當外部的現代化制度——政黨政治、垂直式管理等被強行植入，馬孔多便陷入了無盡的動蕩與衰敗。選舉引發了族群間的對抗，外來的裡正削弱了社區的自治能力，上下級的權力關系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自奧塔裡亞諾上校走後，家族第三世的何塞·阿卡蒂奧更是從教師頃刻間變為獨裁者，從自由民主的擁護者黑化成其對立面。權力催生人性之惡，阿卡蒂奧六親不認、實行暴政——他多像是杜瓦利埃、特魯希略、阿明、蒙博托等一個個來自南美洲、非洲的臭名昭著的暴君。與此同時，意識形态對立也帶來了暴力的惡性循環，人們為了所謂的信仰而自相殘殺。于是，小鎮在秩序混亂的泥潭中永劫不複。這實際上隐喻了亞非拉國家在主動或被動（多數為被動）尋求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因政黨制度的不成熟或制度難以充分嵌入文化背景而陷入“民主失靈”。

這不禁引人深思，為何有些國家能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乘風破浪，實現繁榮發展，而另一些卻在引入所謂先進制度後，愈發步履蹒跚，甚至走向衰敗。

現代化并非普世良藥，對于許多國家和民族而言，它可能是一劑猛藥，甚至是一場災難。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和曆史背景，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其本土政治生态。當現代化制度與本土政治生态相契合時，便能如好的疫苗，激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推動國家走向繁榮；反之，若強行植入而不顧及本土實際，便如同劣質疫苗，引入病毒，引發社會的混亂與動蕩。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所說，如若不能解決制度供給的問題，其後果是制度引進或制度移植後會越搞越糟。這種“疫苗”好比一場“曆史的休克療法”，在筆者看來，疫苗無罪，罪在郎中。任何疫苗都需要依托細緻的診斷、醫護和治療，确保接種者能适應疫苗，否則便是無病引病。

韓國和新加坡等國的現代化路徑展現了制度适應性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中，威權政府在現代化早期通過強有力的國家能力推行經濟改革，同時與本土文化和社會結構相協調。以韓國為例，其經濟發展由政府主導，結合儒家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精神，形成了既尊重傳統又能推動變革的獨特模式。新加坡則通過強勢領導實現了多種族社會的有效治理，避免了族群沖突對現代化進程的幹擾。

相比之下，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經驗則顯示了制度不兼容的破壞性。例如，非洲的許多國家在獨立後引入了歐洲式的議會民主，但由于社會階層分裂和部族矛盾，這些制度在實踐中往往被用于鞏固精英利益，導緻民主轉型名存實亡。同樣，拉美國家在軍事獨裁結束後實行民主化，但貧富差距和政黨體系的脆弱使得政治鬥争頻繁，經濟改革進程受阻。

《百年孤獨》裡的馬孔多一直是一個培養對現代性渴望、渴望與外界連接的地方。一代何塞對吉普賽人和他們的發明的到來有着強烈的求知欲，馬孔多曾主動尋找“現代文明的疫苗”，但當疫苗真的降臨，馬孔多卻走向悲劇。這也提示我們，現代化制度的成功植入需要本土政治生态的“抗體”，需要小心翼翼、對症下藥地在外來制度與本土環境之間實現平衡，否則就是庸醫誤病、自我摧殘，不如留在洞穴不見光明。

良性疫苗的關鍵在于漸進性和本土化。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并未簡單複制西方政治體制，而是将其與日本固有的君主制和社會結構結合，形成了一種混合制度。同樣，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了漸進式改革路徑，避免了急劇轉型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

與此相對，劣質疫苗往往表現為制度與社會基礎的嚴重失調。例如，伊拉克在美國入侵後實行西式民主制度，但由于部族矛盾和宗教分裂，該制度不僅未能帶來穩定，反而成為社會撕裂的催化劑。類似地，許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民主轉型因缺乏強有力的國家能力和社會契約而陷入惡性循環。

即便從終極意義上認為克服制度兼容的困境是必然可操作的，但制度變軌伴随的風險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成功的現代化轉型必須經曆曆史的陣痛，犧牲一代或幾代人，那麼這個犧牲是對于此民族必要而可接受的嗎？

對于現代化的疫苗是否為文明進程的必需品，筆者難做定斷。不過，可以确定的是，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現代化轉型的陣痛可能遠遠超出了共同體的承受能力。盡管以曆史唯物主義視角審視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我們要對生産力發展的黎明充滿信心，人們在漫長的黑夜之後有相當幾率收獲更高的生産效率、更廣泛的社會福利和更開放的文化氛圍。但是，劇烈的變革風險反映了代際的不公。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現代化轉型的代價更加持久和慘痛。多代人承受貧困、失業、社會動蕩等痛苦，會對社會心理造成深遠創傷，且再也無法重塑曾經穩定、原始、自然的政治經濟生态。無數非洲國家如《百年孤獨》的馬孔多，沒能走出陣痛，反而罹患了制度失靈的慢性病。在陣痛期如何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決定了這種代際犧牲是否正當，以及是否更有益于确保陣痛能換取共同體的合理補償和長期收益。

《百年孤獨》用失眠症的奇幻故事為人們對待時代陣痛的态度提供了一種解釋：“遺忘”是失眠症的後果，現代化必将沖擊舊的身份認同。當一個共同體實現了現代化，他們的後代是否會忘卻曆史裡前人的苦難和壓迫？在筆者看來，銘記陣痛期的犧牲，也許正是現代化這支疫苗為了讓一個民族真正成熟而饋贈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