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憐幽草

去年海影節上，很喜歡的一部紀錄片，《爺爺奶奶那些事》。最近在全國，放映場次不少，可以來說說它了。

如其片名，楊骊珠這部《爺爺奶奶那些事》，會讓院線片觀衆，想到《姥姥的外孫》，或是剛在北京放映，海外華人題材的《奶奶》（臻彩玲），乃至吳為的攝影集《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孩子》。看上去都是從孫輩與祖輩的情感關系出發，但創作上，卻有多種類型變化，上取藝術，中走親民，下打類型。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我二十年代的詩歌，五十年代我否定過我四十年代的創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是這麼多，于是又否定了過去的那些否定。我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裡生活，縱使否定的否定裡也有肯定。到底應該肯定什麼，否定什麼？

馮至一首題為《自傳》的詩，能很好地讀解《爺爺奶奶那些事》，全片塞入了大量的“否定”一詞，象征詩人一生的矛盾難解。紀錄片很容易讓人以為，它是在說，我和爺爺奶奶那些事。其實不然，如QA上楊骊珠所說，她與爺爺奶奶并不是常人以為或想象的蜜糖親（吳為的攝影集則是），電影其實是在講，爺爺與奶奶之間的那些事——從白頭離婚的離奇事件開始，講他們各自的一生故事。

...

離婚，就是對婚姻的否定，也是對彼此的否定。又和觀衆預想的不同，爺爺帶着強烈的自我否定，遠離着家庭，封閉着自我，在晚年之際對過往人生，實施懲罰。奶奶則在阿茲海默綜合征的襲擊下，不由自主，無法自拔，跳回去了年輕時候的執念，是病理性的否定。

去年HIIFF看完電影，我寫道：33年生的鄧桂英，她雲淡風輕地拿到了離婚本，卻無法像《秋園》的作者楊本芬奶奶，晚年執筆，寫媽媽、寫親人，寫怨毒的丈夫，寫偶遇的人世間溫暖。然而，紀錄片裡的奶奶，擅長語言輸出，她在阿茲海默的陰影下，像過往那樣怼前夫（即爺爺），念叨着永遠找不回也找不到的戴小哥，她一次比一次，無緣故地，唱起了凄涼的哭嫁歌。

都是沒讀書鬧的，他們一緻認定。

顯然，沒讀書意味着無法下筆成文，也無法通過教育，實現自我表達的記錄可能。這就回到了題目裡說的，盡管看起來，天底下的爺爺奶奶，說起來就那些大差不差的家庭事，但這樣的電影，永遠拍不夠。侯孝賢當年拍《童年往事》，其中有一惡毒評價，說導演在挖肚臍眼給人看。《童年往事》動人之一筆，是祖母帶阿孝咕回梅江橋，走上那條通往大陸的路。電影的結局，也落在了祖母的生命結局。祖母走了，大陸的念想也消失了。《童年往事》中，侯孝賢分享了形塑他人生，卻一一離他而去的至親。也許在外人看來，是電影成就了導演侯孝賢，但他卻回頭，用一個滄桑中年人的畫外音，告訴觀衆，“這部電影，是我童年時期的一些記憶”，父親、母親與祖母，阿孝咕為代表的不肖子孫和祖母，傳統中華家庭的血緣親脈，以無法斬斷的招魂方式，作用到了後世代的觀衆身上。

換言之，作為導演的楊骊珠，也能通過《爺爺奶奶那些事》，找到一些關于自我的答案，她為什麼會在這個家庭中，那樣長大。通過這部電影，爺爺奶奶是否帶給她，遠比想象還要多的東西。諸如此類問題，侯孝賢之後，有王童的《紅柿子》，有蔣雯麗的《我們天上見》，有卞灼的《翠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