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寫寫，或許不太嚴謹，索性就不往異見者的官号上發了）
脫口秀正在改變我們。無疑，在抑郁和懶散遍布我們的日子之前，我們的城市裡早已“長滿”了脫口秀，和那些将生活交給了劇場的人們。我們生活的表演者，我們日子的領導者。
從今年一位叫付航的脫口秀表演者在一檔喜劇綜藝内奪冠從而引發軒然大波的那一刻，我們才姗姗意識到，“笑話”，可能是年輕人唯一的權力，“笑話”，可能是這個時代首先的語言。然而，笑話和講笑話的表演者，他們是「電影」嗎？或者說，他們能夠「成為」一部電影嗎？
...讓我們來重新梳理這個邏輯。所幸，這樣的邏輯是電影《好東西》和她（注意這個主語）的創作者紹益輝女士帶來的：不是要将一出脫口秀制作為一部電影，而是一部電影借由表演一出脫口秀掌握她自己的權力。
為了反駁那些将《好東西》稱之為一場脫口秀的糟糕的評論，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因為，在人們愛上那些笑話前，我們首先愛的是王鐵梅、小葉、小馬、前夫哥；愛的是宋佳、鐘楚曦、章宇、趙又廷…我們首先愛的是講笑話的人和她們的生活，我們愛的是她們的憂慮和禮貌，我們愛的是她們講話的口音和她們的摔倒。我們先愛上了她們的動作和她們的身姿，在那之後，我們才聽清楚了那些笑話。這就是為何在電影的最後一鏡，王鐵梅和小葉帶着小孩在上海街頭拖着行李箱奔跑的那一個全景鏡頭如此令我潸然淚下的原因，在那時，我們看到了所愛之人的姿态，在那時，我們恍悟是電影闖進了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的中心。在那些糟糕的評論裡，人們惶恐，“脫口秀是如何被拍成了電影？”，很遺憾，不僅脫口秀可以被拍攝成電影，“電視”也可以被拍攝成電影（瑪倫·阿德《托尼·厄德曼》，邁克爾·斯諾《波長》），因為并不是某物被制作為了一部電影，而是電影運用了它們（其它藝術媒介）的材質從而聲稱：我們也在改變，電影在其内部正在發生重寫其語法的嬗變。
......電影借由旁人說話，《好東西》通過講好一出“脫口秀”反應電影迫切的任務。因為并不再是，脫口秀正在改變我們，而是電影正在改變現實。在無數的年華老去間，人們将生活的中心交給了那些苦悶的，講述悲哀的人，但是現在需要做出改變的，将生活的中心交給另一群講笑話的人，那正是因為抑郁和同情從來不會因為我面上挂着的笑容而削減哪怕一分，迷惘和苦痛從來不會因為人們的笑聲而真正怠慢，相反，正是因為在笑話之中保持了那一恰當的距離，我們才能準備好背負他人已經錯失的腐蝕的重量。
我想說，《好東西》将王鐵梅、小葉、小馬、小孩、前夫哥生活的中心交給了我們，而我們又把我們生活的中心交給了她們，在這裡，電影迎來了置換的法則，電影處理了它真正的公正。就像我開頭所說的，我們可能早已和王鐵梅他們一行人一起，共享了我們僅剩的權力。生活已經如此糟糕，不過除此之外，我想真的存在那樣的宣言：電影必須侵入生活的中心，而我們必須沒入電影的中心。
誠然，《好東西》糟糕的地方與美好的地方同樣多，呆闆、遲滞的知覺與機敏的能量總是相随而行，但為了選擇一種立場，選擇可以真正代表我們的立場，我們必須學會“看向我們自己”。因為電影真的在改變。電影的類型真的在改變。這不再是“桌面電影”那一類乏味的類型概念總結，而是一次新的汲取，新的改寫，新的聲讨。她将由本體論打倒本體論。無可否認，她們——王鐵梅、小葉、小孩，哪怕是一閃而過吐露了一句“不好意思，借過一下”的路人——都是“電影的”。在無數指責《好東西》“非電影”的評論中，卻從來沒有人能夠向我們解釋究竟何為“電影”，當“非電影”一詞作為一種批評手段以及立場的表明時，仿佛作者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個必須回答“什麼是什麼”這樣無窮的問題内，而并非“什麼可以做到什麼”這另一我們急需解決的事情。電影早已伺機而動。電影始終俯卧在房間的角落。電影閃光在小葉打開啤酒後險先摔倒的濕漉漉的地面，電影安卧在王鐵梅與小馬對視微笑時灑在她身上的那一縷陽光裡。
...請認真回答我什麼是“電影”？正如同小葉必須認真回答小孩，什麼是“男子氣概”。我們從來不會說女子氣概是“非男子氣概”的，卻會說《好東西》是“非電影”的。
“哇！你好有男子氣概。”
“哇！這個情景好電影。”“嗯，你好有女子氣概。”
“嗯，這是非電影的。”…
Maya Deren在一次映後的研讨會談過，她的電影是“拍給所有人的”，而我希望，紹益輝的電影不是拍給所有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