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蝙蝠俠》的觀影體驗是非常舒适的，除了企鵝人的車被撞飛後做作的蝙蝠俠走秀環節，其他部分的場面調度、音樂效果都非常好，劇情穿插了一些無關的因素，不過對于“蝙蝠俠”這個ip來說這些因素顯然可以原諒（比如貓女還有戈登的一些戲份）。然而，随着謎語人的歌聲響起，故事的叙述到達了尴尬的境地，無論在道德還是劇情的意義上，我們都不知道蝙蝠俠為什麼要阻止謎語人的“Real Change”。

回看謎語人所做的一切，無非是把哥譚市無法用法律制裁的罪犯制裁了，又試圖帶領哥譚市民打開新的可能。當然，這其中不乏暴力，但改變終究連帶着血腥，推翻統治階級确實也需要犧牲。就電影給出的信息來說，謎語人除了偏執的性格以及誇張到恐吓性的表演，其實也符合我們對起義者的想象：對組織内部謙虛，暴動之前還帶着鼓勵；針對領導階層殺害，針對群衆則思想宣傳（這裡有個決定性的變化，我們之後再說）。當我們随着蝙蝠俠的視角展開故事，我們當然會恐懼、憎恨、害怕謎語人，可到了他被關押，我們回頭一看，他殺的哪個不是哥譚市的罪人，哪個不是阻礙哥譚向好的扭結？

作品因此反而把蝙蝠俠抛入了不義之地。但這絕不簡單是電影劇本的問題。當作品在構思時就把謎語人設置成沒有超能力，隻有高智商的底層民衆（沒錢、沒權）時，他絕沒有可能直接出現與蝙蝠俠對抗，也沒能力制造什麼巨型科技機器，所以他便隻能繞道通過哥譚市的統治階層來反向威脅蝙蝠俠。而哥譚市的腐爛又如此深厚，破壞統治階級獲得了（至少是觀感上的）正義性。

不過我們還可以更深一層，先讨論一下哥譚市本身的社會構成。法律無效，政府癱瘓，這是一個很容易發生犯罪和暴力的都市，壓制他們的反而是蝙蝠俠。作品一開始就講述了蝙蝠俠的治理手段：當一盞蝙蝠之燈照向天空，每一個沒有燈光的黑暗處都有可能是蝙蝠俠的藏身處，随時伏擊抓捕犯罪者。這治理幾乎毫無區别的就是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中間的高塔宣告着權力中心，在罪犯們看來，它随時随地都在檢測，但不知道何時才會真的制裁違反條例的罪犯。它永遠不和罪犯交流，隻看起來随機性地降下懲罰。且不管後世哲學家的進一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高塔本身作為象征在精神上就制約着罪犯的行為，讓他們看到塔就不敢犯罪，而不需要機構真得浪費大量資源鋪排于街道各處來予以懲罰。蝙蝠俠的恐吓性治理使得民衆無時無刻都不敢犯罪，無時無刻都自我審查——精神的規訓是不分時間和空間的。

按照某些人的說法，這一治理模式曾普遍有效地運行于現實社會之中。但謎語人卻突破了全景的覆蓋，找到了ge ming的夥伴，甚至真的掀起了風暴。這一切都源于蝙蝠俠的人物塑造：它自己暴露出任何實際的全景敞視主義的内在缺陷。為什麼會出現韋恩這樣的有錢、不工作天天出去打架、擁有大量先進科技、逍遙法外的人？在市長的葬禮上，有名有權之人走在陽光之下，而憤怒貧窮的民衆則沒入陰影之中，成為一團沒有明目的恐怖暗流。他們幾乎是毫無交流的人，他們的生活形式沒有任何相似，而這在完全的規訓社會是不應該出現的：沒有灰色地帶，每一個人都應該遵照“平等”的法律。那這些不斷堆積的資本又從哪來彙聚到韋恩的手上？就算是前代家業的積累作用，規訓的律則也自然會重新分化這些資源和配置：每一個人置于同一化的考核和壓制中，這些機制的運行基本上和任何具體的人都沒有關系，因此人們隻能通過能力提升來獲得資源，已有的資源也就被分配到各處。這使得規訓社會好像成了自由、平等之路上的一個階段，雖然它是以恐吓和壓制的方法來取效的。

因此，蝙蝠俠能夠站出來代替腐敗政府行規訓本身就說明了規訓社會内部的缺陷：在那象征的高塔内部，封建的、血緣的、關系的父權制不是幽靈，而是實實在在地安家于其中。我們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典的對子：本應該得到救濟金的孤兒謎語人和失去了父親但被父權制保護着的韋恩。把這一切暴露出來，昭示着灰色地帶、非法地帶正在正義的中心，那光芒之中的蝙蝠陰影裡。這時候，高塔和罪犯聯系到了一起，他們可以進入内部，掌握機制，從而跳脫出來；罪犯們甚至會因為受到欺騙而憤怒，從而引發暴動和革新。

父權制的事實如果被發現，整個機制就會崩潰，這是全景敞視主義本身就有的問題。這是ge ming的悲哀也是ge ming的機會。隻要找到足夠的證據，并且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法把它公之于衆，事情就完成了。前者或許并沒有很難，但後者至少需要三個難于登天的因素：1、在告知民衆時不被鎮壓；2、以一種不會被懷疑的方式告知民衆；3、同時告訴大部分的民衆。而這需要信息傳播方式的進步再加上修辭技巧的發展。對于後者，從古希臘開始，人們就逐漸意識到直言本身并不足夠讓民衆相信自己，除非讓直言帶着一整個生活方式和個人信譽來讓它從說話變成一種修辭。而在《新蝙蝠俠》裡，謎語人便強調，正是蝙蝠俠教會了他，唯有恐吓和逼迫的方式才會讓人真的相信自己的證據，這也是為什麼謎語人要把人殺得那麼血腥。這樣的方法是信息傳播方式更新之後的無奈之舉。衆所周知今日的人類社會處于後真相時代，之所以如此，正因為信息、證據太多，沒有經過篩查，沒有一套“規則”來讓人們判斷。但如果有了明确規則和篩查，不利于這些規則提供者的信息-證據又如何可能被發出來呢？信息的流通條件本身就要求修辭手法的爆裂和激進——必須要有一種最深入人心的方法，最在場的方法。而這在《新蝙蝠俠》裡，就是直播。第三位死者的恐懼、實時表現和口述事實使得事情變得言之鑿鑿，這些都依賴于信息傳播方式，又或者說，科技-生産力超越人之控制的發展所提供的機會。

機會之為機會，在于失不再來。這場運用新型傳播方式進行的革新如果失敗，政權也就獲得了合法性去堵塞這一通路。但謎語人确實把握住了這條新路，也發明了“号召”人們一起上路的方法。當然，秘密社區、聊天群、加密通信也絕非18、19世紀的社會所能夠想象的。通過信息技術，謎語人獲得了進入高塔獲取資源的能力，又通過信息技術和修辭，謎語人獲得了志同道合的夥伴和煽動大衆的可能，并且實施到了最後階段。

但他畢竟失敗了，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民衆已經知道了哥譚市父權制的腐敗真相，那麼就算沒有先鋒隊，他們也應該起身反抗。電影難以提供一個有效的說明，因此近乎做作地把“現實”嫁接到了作品的最後：《蝙蝠俠.黑暗騎士》最後蝙蝠俠為了蒙蔽民衆，延續社會的運轉選擇掩藏真相背負罪名；而《新蝙蝠俠》則選擇讓蝙蝠俠走到光明裡，成為帶領人民走出災難的象征——無微不至的照顧，時時刻刻的關心，鼓勵和引導。這一切美好的詞語其實隐含着兩種新型治理模式：控制和功績。蝙蝠俠對着一個從廢墟裡搬出來的小孩兒豎起一個大拇指，這給予他們安慰。這作為一個生活片段沒有問題。但如果這個小孩兒要面對的依然是謎語人的處境，依然是拼盡全力去獲得微薄的生活資料，那麼這個拇指實際上反而成了小孩兒開始進行自我壓榨的起點。在今天的那些資本主義社會裡，當公司的leader對你說：“你寫的非常好，但如果你可以……”，當你熬夜到很晚，心中突然浮想起：“我都考上xxx了，再努力一下……”時，你沒有獲得自由選擇的保障、生活資料的富足，但你卻壓縮你的生活、休息時間，甚至讓你的領導不斷侵入你本應該娛樂的時間中，那麼很大程度上你就是在自我剝削。

而這首先需要人們對一些基礎性條例的認同，它們由控制性的引導在無意識中塑造。其最典型的模式便是各種閘機：它如此無情地阻礙你前進，但同時會告訴你，隻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價（你一般都負擔得起），那麼你就可以過去，而且使得道路更加通暢。這本身也沒什麼。但如果它上升到了一整個社會的普遍治理方式（比如前方堵塞請繞行，比如到達此規格即可以入職），它就一方面以社會的良好運轉來調控個人的每一個行為，另一方面以調控的科學性（控制論）來反駁個人的改進理由，最後又通過給予個人一條略不方便但可以接受（顯然也是通過調控找到的）的方法來消解這些反駁。久而久之，任何具體的反駁條例便都因為可以妥協而不斷被妥協下去。這一社會模式雖然在機制上也似乎以拒絕為核心，但實際上它卻把自己塑造的溫情脈脈：看，雖然哥譚市如此腐敗，雖然重新建立起來之後還是有企鵝人、有地下交易、有父權政治，但蝙蝠俠已經出現了，他會讓這個社會變的更好的。“The road not taken”作為一種飄在天上出路讓人覺得還可以走下去，并久而久之認同了某些條例，從這些條例出發的上位者便反過來要求人們自我剝削。這就是新社會的面貌，“溫暖”、“寬厚”的控制社會的狀況。而《新蝙蝠俠》告訴我們，它依然建基于蝙蝠俠這個父輩之子上，隻不過它從罪惡的黑暗中走了出來，而且人們接受了他。

這一接受的直接結果便是封禁和堵塞的全面合法化以及革命道德理由和物質理由的越發缺失。既然蝙蝠俠和政府是為了你好，那它就應該無孔不入地介入我們的生活之中，引導我們向善、變好；既然人們隻要再努把力就可以活的相對舒适，那新型的倫理便讓貧苦的人就沒有辦法擺脫“不努力”的名号。新時代的謎語人因此很難再根據當前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已有的修辭方法來打破局面：技術進步使得全面監控不再需要大量資源，而且父權制的暴露可以被轉化為：“謝謝你們發現了問題，請參與我們的商談來改善這個社會吧。”哈貝馬斯的商談原則為此社會提供了最為詳細複雜的辯護，雖然它使得沒有準入條件的人失去了發聲器官，雖然它使得統治者們的所有錯誤都不再能成為激發群衆階級意識的手段。

這些内容集中在蝙蝠俠點燃火炬帶領人們走出中心花園之後的鏡頭裡。然而在這些鏡頭與蝙蝠俠離開監獄跑向會場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人們不再渴求Real Change？這就需要對蝙蝠俠有進一步的認識：作為父之罪的孩子，他獲得了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信息-技術。如果說謎語人抓住了機會，把握住社會的技術前沿，那麼蝙蝠俠便通過父親的遺産早早超越了這些技術，或者至少提前掌握了這些技術的運用。這在《新蝙蝠俠》裡隻是初見端倪，畢竟我們并沒有看到很多蝙蝠俠的科技裝備，但回看《黑暗騎士》，我們會發現隻有蝙蝠俠可以擁有那個監控全城的巨大設備，也正因為它蝙蝠俠才抓到了小醜（考慮這兩位反派的塑造，小醜基本上就是惡的象征本身，來無影去無蹤，有明顯的神化傾向；而謎語人做的事情相比而言就更具有可行性，展示出人的色彩。因此作品很難讓蝙蝠俠直接上這些大家夥，否則根本就不會有戲劇沖突——剛開始網絡域名走一遭謎語人就被抓住了）。這時候，正如諾蘭所拍，蝙蝠俠隻要再把這些腐敗之事攬到自己身上，再讓掌權者宣布，為了不讓蝙蝠俠害人，我們需要更深入的控制，為了撫慰大家受傷的内心，我們需要更無微不至的政策，這樣，轉換就完成了。

實際的曆史過程顯然沒有那麼簡單，正如《新蝙蝠俠》便倒錯地讓蝙蝠俠糊裡糊塗成了善的象征。但這一倒錯還是把轉換的基礎機制提供給了我們：全景敞視主義内部的缺陷不僅僅給了全景敞視主義破潰的機會，也因為這缺陷而提供了例外狀态能夠發動的條件。按照施米特的說法，主權的核心判定正在于它能不能發起例外狀态。但在規訓社會的模型裡，主權仿佛已經被置入了越發平滑的關系網中；而于控制社會中，它甚至會某些方面更加“平等”，畢竟，另一條路的度不可能僅僅靠政權來定奪，它必須經過大量計算和調控。實際上除了規則商談領域，控制基本上都是偏向自動的。此時主權又哪裡有資源可以快速發起例外狀态，并至少在意識形态和鎮壓機器調度完成前保證事态平穩呢？正需要蝙蝠俠這樣的人，一個人就可以打敗一支武裝小隊，直到哥譚市外的搜救隊到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本身就處于一個治理體系的例外之中，因此當治理體系出現問題時，他們便起着支點的作用，試圖維護既有的父權制，把它們包裹進新的體系裡。

值得注意的是韋恩從來不殺死罪犯，相反他堅持要由司法機關處置罪人，以至于專門攔着貓女去尋仇。雖說蝙蝠俠“本義是好的”，放任懲戒的權力會導緻無政府主義的混亂，但帶着“父輩的高尚血統”去維持怎麼看都是徒勞的機構們，便讓他成為了腐敗的幫兇。在作品裡韋恩一直強調他的所作所為繼承了父親的高尚情操，也就是所謂人道主義（每個人的利益都值得尊重）的精神，因此就算再微薄的努力他也要去行。但這種榮耀的精神傳遞必然伴随着資本積累中父親的罪惡臉孔。他每一次拯救哥譚的行為背後首先都要保住這個精神的傳遞，因此也就不可能下定決心讓一切改變。所以，當改變的真的降臨，撕開社會的一道口子，他就會拼盡繼承的資源在物質和意識形态上予以填補，好讓人們繼續記住托馬斯.韋恩，好讓人們永遠在他良善的微笑之下痛苦地生活（這裡涉及對人道主義的當代批判，不過我們沒有篇幅展開了）。

總而言之，一種治理模式的例外狀态獲得了例外的特權和父權的意識形态，從而成為這種治理模式倒塌時的補救措施以制造新的治理模式，至于模式本身為何，更多關乎之前的治理模式、既有的信息-技術，而不是例外狀态本身。而且例外狀态也并非一勞永逸地永遠運行于治理體系之下，它本身的出現也是曆史性的。我們完全可以料想托馬斯.韋恩如果沒有死，那麼蝙蝠俠可能隻是個花花公子哥，如果父權制本身足夠隐蔽，那麼例外狀态也就缺乏足夠的“精神”去保護它。而且歸根到底，例外狀态之為例外狀态就在于它本己特征的模糊，我們隻能通過外部把握到它之所從來，而難以知曉它之所有。《新蝙蝠俠》展示的是還能在現實中發生的最極端情況。而且這種情況随着控制社會到來被進一步填平了。在如今，例外狀态和控制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但例外狀态畢竟已經形象地展示了自身，這讓真正想要有所改變的人可以将其劃入考慮，就我所想，它至少宣布了煽動式的（控制論式的）階級意識召喚策略已經不再有效，但人們的不滿并沒有随着控制的溫情而衰減，今日的局面（這也需要另一篇文章）依然在呼告着貧窮的人們拿起手中那富人無法認得的“鏟子”，去撬開哥譚市黑暗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