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從各種專輯封面了解到拼貼畫,從孤獨芳心俱樂部到舒膚佳的javelin。我喜歡将圖片放大無數倍,想象着目光的手指在碎片上滑行,逐個撫摸過,仿佛在觀看一張從宇宙資料庫裡掉落的大合影。正如面對任何一張合照時一樣,我們關注誰是誰,誰的手指被截斷,誰的笑容被覆蓋。

今天晚上看《雛菊》,覺得電影本身也仿佛是一幅無所不容的波普拼貼畫,作為電影本體的膠片與拼貼畫的任何一種材料無異,可以像安迪沃霍爾的罐頭一樣反複更改色調,亦可被随意切碎重組(剪輯/蒙太奇的另種隐喻;對畫框之局限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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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電影的畫面實在精彩到令人失語,觀影後忍不住重新拉了電影裡出現的幾段高速剪輯的畫面,逐幀截圖欣賞畫面中出現的拼貼畫。于是看到了:

黑白或彩色。條紋或方塊或不規則的裁剪。大合照/群像。身體的零件與運動的影像。曆史的符号。打印體與手寫體。黑客帝國/攻殼機動隊裡也出現過的數字流。填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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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同一幅拼貼畫的畫作碎片

電影的布景也是。當女主角将床單逐層剝離時,色彩與體塊的層次感也随之被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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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雛菊》作為風靡于上世紀60年代的解構主義思潮以及波普藝術浪潮的産物,從影像内容到形式上都傳達出“一切都可被裁剪、被解構、被重構”的理念,在悲傷荒誕的社會變革境況之中,解構的沖動是值得慶祝的,即便重構的結果如同片尾的宴會清掃大工程般荒誕而無意義,我們仍然慶幸我們帶來了荒謬的餐盤、新鮮的餐盤,而不是無缺的餐盤,愚蠢的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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