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修正主義西部片，shane以其卧虎藏龍般的隐忍與低調屢次試圖緩和joe的沖動，反複強調”放低槍支并非怯懦的象征“，或許這也是使得此片相比其它西部片顯得節奏緩慢、情緒寡淡的主要原因。但電影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仍要推咎于導演或攝影術的乏力與無趣。
// 與《正午》相同，在經典西部片正邪二元對立的價值範式之上，較為自覺地強調了電影作為文教載體的道德教育屬性。暴力與死亡的每一次現身都如同潘多拉魔盒開啟或是伊甸園結出新果實，成為遠比這場二元對立的賽果更為醒目或刺眼的焦點，引發更值得觀衆留意的劇情轉折——通常呈現為（正派）人物之間的意見不合與情感疏離。第一場餐桌戲将人物分别獨自置于鏡頭中，建立絕緣的關系與錯亂的方位；酒館裡的打鬥戲又以遙遠的目光窺視，即便是特寫也隻不過放大那些笨拙的動作與累累的傷痕。從這個角度而言，此電影與《正午》同樣帶有保守而穩妥的道德觀，但必須承認這種卑微的道德教化等同于怯懦，難以真正調動觀衆對于經典西部片之糟粕的反省意識——又或許創作者本身的立場仍然動搖不定。
// 電影贊頌shane嗎？這位自我放逐獨行俠，以不被贊頌且自知不妥的暴力維持正義，後啟一系列蝙蝠俠式的英雄形象寫作。毫無疑問，在片中他是謙遜的正義使者，為良民除惡後留下不回頭的背影；但同時，在年幼單純的joey和反對暴力的maria面前，他也是隐秘的罪惡之傳教士，無形中教導joey成為下一個罪惡的持槍者。以shane為象征的西部片英雄形象在不安處境中習得的男子氣慨與反抗意識（他稱使用槍械的技能為一種”不好也不壞“的“應變的技能”），經過叠代的繼承後異變為joey言行中源源不斷的暴力，這種持槍的慣性同樣植入在經典西部片觀衆的觀影思維之中，而這批觀衆中的部分人在多年以後長大成為了一批混沌失控的反類型西部片的導演（e.g. 昆汀、科恩兄弟）。Joey既是這個故事最激情的旁觀者、最聒噪的效仿者，也将成為未被呈現的西部故事的血腥的延續者——他正是觀衆的某種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