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寶莉從一個堅強、潑辣的女性，到被家庭責任和父權制思想壓迫的“漢口嫂子”，再到最終重拾主體性，部分地實現女性覺醒。這離不開李寶莉在兩個關鍵“事件”中的斷裂與重構：馬學武的自殺和小寶要求分家。李寶莉在這兩個事件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和馬家父權制的真相，并通過與父權制的抗争，尋找和重建了自己的主體性。
而馬家是一個典型的父權制實驗場，以家庭為核心，展現了父權制在顯性和隐性層面上的存在及其運作機制。馬學武、馬母和小寶這三位馬家成員，從來無需為自己的地位辯護，卻在日常生活中維持和鞏固着這個父權制體系。李寶莉作為家庭的實際“長工”，在金錢關系上是“打工人”，在情感上卻被邊緣化成“寄生蟲”。這種雙重壓迫的結構揭示了父權制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遊走，既有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币邏輯，又深植于封建社會的寄生關系中。
必須說明的是，和我的另一篇影評《一種小說與電影共構的武漢在地性表達》一樣，在比較小說和電影兩個版本的故事時，我選擇的做法是交雜闡述，因為這兩種載體的文本對故事的父權制系統是一體兩面的，不需要也不能分開。
一、李寶莉：不隻是“從潑辣姑娘到漢口嫂子”
或許連方方自己也沒有發現，她創造的李寶莉這個人事實上不隻有“潑辣、市儈”一個面向。我要仿照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通過症候閱讀法所發現的“認識論斷裂”，即馬克思在1845年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态》時發生了一次“斷裂”，由此前後分為意識形态和科學兩個階段。同樣地，李寶莉樸素的存在論也發生了兩次“斷裂”，不過這兩次“斷裂”都是巴迪歐式的“事件”外源式地賦予她的：第一次是馬學武跳江，李寶莉從方方後記所說的“潑辣姑娘”斷裂成了對外市儈、對内關懷的“漢口嫂子”；第二次是小寶要求李寶莉從馬學武留下的房子中搬出去（電影為小寶上大學前，小說為小寶本科畢業、有收入來源後），李寶莉從“漢口嫂子”中重拾了自己的主體性。
1 馬學武跳江前，朝向自我
在馬學武自盡前，方方着重刻畫李寶莉自我的那一面，且小說通過心理描寫也把她内心的一面剖開，她并不是平白無故地無理取鬧，隻是二十多年的生命經驗讓她沒有向别人低頭的經曆。這時的李寶莉是朝向自身的，也是快樂的：她節儉持家，因為她不需要看陌生人的臉色（電影中為搬家費和工人扯皮，小說中不在意地套上丈夫的舊衣服）；她也有時候好面子，但懂得适可而止（和态度不好的服務員吵架，也會在派出所給予丈夫限量的尊嚴）；她沒有文化，但天然地尊重文化（在馬學武教兒子學習時從不打擾）。
她也有反刻闆印象的一面：她可不是“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因為善良的母親教她的從來都是堂堂正正做人，不坑蒙拐騙。在做扁擔的十年間，她從來都是用自己的貨運能力赢得競争，盡管也有“踩一捧一”赢得商客青睐的時候，那也隻是一種市儈的體現。
在這個階段，電影版的李寶莉多以“老子”自稱，這個男性第一人稱稱謂給予了她超越男人的快感，因為馬學武等男人都曾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她是委屈下嫁的。在父權制下，僭越了女性身份的“老子”李寶莉直到失去馬學武才找回自己在這個社會的女性身份，順勢将自稱換成了溫和的“媽媽”（對小寶）、“我”（對馬母）。
當然，李寶莉再怎麼自我，終究隻是一個父權制壓迫下的女人。當馬學武提出離婚後，她慌了，二十多年來受到的女性教育、父母的和睦關系從未告訴她原來在現代社會可以“離婚”。她的潛意識中，離婚就是丈夫休了妻子，盡管他可以淨身出戶，但她沒有了愛情，沒有了兒子（大概率會判給父親），也就沒有了一切。這種矛盾的選擇集中于面對丈夫偷情時的選擇，她下意識地、短暫地撿起過主體性，即拿着滅火器砸門；但樓梯間母子的聲音如同大他者的質詢，塞給她女性的身份。——她為什麼要打電話舉報丈夫？——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調和的做法：既不能革命地闖入房間與丈夫一刀兩斷，結束婚姻；也不能忍氣吞聲、一走了之，畢竟這個時候的李寶莉終究還是自我的。那就隻能讓不容置疑的國家機器介入。——報警或許是李寶莉在有限的理性中做出最合理的選擇。
...而當馬學武跳江後，李寶莉第一次明白人生不能隻因自己而活，她先前的做法讓馬學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暫且擱置李寶莉到底給馬學武自殺造成了多大比例的影響，起碼她都覺得自己沾着丈夫的血。從此之後，李寶莉從朝向自我的極端滑向朝向家庭的極端。如果未能理解李寶莉的心路曆程，甚至可能覺得她轉變得割裂。但李寶莉先前也不是決然自私的，在馬母搬過來借住時，她最終也選擇了妥協。
2 馬學武跳江後，朝向他人
從李寶莉成為扁擔的那一刻起，她正式成為了一名馬家的“長工”，有無數篇論文剖析李寶莉這十年是一個實質上不自知的父權制受害者。但李寶莉連書都不讀，又何從知曉女權理論？支撐她過活的有兩個字：一是“報”，中國傳統文化的“夫死随子”展現出了它的現代面向，她對小寶有母親的贍養義務，對馬母不僅是作為兒媳，更是自認的“殺人兇手”的因果報應；二是“忍”，這個字是她母親教她的，夫妻關系和睦的母親所忍的無非是外界的風吹雨打，她何曾想過以後的十年李寶莉會遭遇馬家的剝削？但母親用形而上的佛教用語“因果循環”包裝了這個“忍”字，指出忍耐是“報”字的推論，即她殺了人，那就要在餘下的一生中還債，這是她作為殺人兇手的義務。
“報”“忍”這兩個字并非武漢獨有，而是傳統中國人的底色，隻是這種底色也滲透進了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漢。但武漢同樣再生産了一種在地性：武漢話有個詞彙是“造業”，由“造孽”流變，現指“可憐”，李寶莉當然是一個“造業的人”，但她自知她的可憐是自己造的孽，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李寶莉不是西西弗斯，加缪指出，西西弗斯是在推石頭上山的因果循環中對抗衆神，因而他是快樂的。但李寶莉天天要跑扁擔，回家倒頭就睡，想過這麼抽象的事嗎？——支撐她“報”和“忍”的現實動機是一體的家庭觀，就算馬家不認她這個兒媳（小說中），就算小寶從未叫她一聲“媽媽”，這種家庭觀已經深入她的骨髓，即“兒子的房子等于是她的房子”“兒子長大了，就懂事了”。為此，她可以賣力、賣血，這種賣血和《許三觀賣血記》中為一樂賣血有别：後者是雙向的，許三觀在為一樂的付出中得到收養的快樂；但前者是單向的、自以為是的、自虐的，李寶莉的快樂來自自身，從不外借。
我們甚至可以用“受虐色情狂”的理論理解李寶莉的單向付出：受虐色情狂不需要他者的承認，甚至渴望他者的不承認，以主奴關系來确證他者的最為完全的主體性。這就是薩特在《存在與虛無》說的：“我越感到我向着别的目的而被超越，我就越享受放棄我的超越性的快樂。”李寶莉與小說馬家的關系與主奴關系構成了詭異的類比：馬家越是虐待她，剝削她，她越是像頭核動力驢一樣哼哧賺錢。同樣地，就像主奴關系隻能靠第三者介入打破（例如警察抓捕）一樣，若不是萬小景看不下去李寶莉賣血賺生活費，李寶莉永不會停止自己這台永動機。
到這裡，我們可以悲哀地下個結論：李寶莉在馬學武跳江後和何嫂傾訴的“這個世道真是陰盛陽衰，男人都去喝藥、跳河，留下女人養家”隻是一種獨立幻覺，她天真地以為自己靠雙手就能創造價值，殊不知自己的勞動成果必須心甘情願地贈與他人，一如《巴黎手稿》揭露的“勞動異化”。
3 李寶莉搬家後，找回自己
小寶大學畢業後（這裡采用小說的時間線），覺得母親的剩餘價值已經被榨幹了，于是再也不能忍受“長工”在家吃喝，影響主人的正常生活，“理所當然地”讓她自謀生路。這種思維和資本家自認為是工人的主人是完全一緻的：資本家給工人開工資，因而沒有資本家，工人活不下去。（這一點小寶說對了，小寶開的工資就是她的學習成績）；為了降低用工成本，資本家随時可以開除員工，畢竟工廠是自己的，工人隻是打工而已。
李寶莉當然不能理解，就像沒有讀過《資本論》的工人也能自發地認識到“我是養着老闆的”一樣，李寶莉搬出“生恩”和“養恩”說服小寶；可在小寶看來，他不需要母愛，也沒有過母愛。有備而來的他搬出了最後一個殺手锏：“的确是你殺死了父親！”小寶是陰險狡猾的，他在得知父親自殺最後一根稻草（嫖娼）的真相後，隐忍不報，直到決戰的這一刻才抛出。李寶莉霎時萎了，她先前試圖在母親、兒媳中建構起來的角色重新被“殺人兇手”淹沒。
于是像公路片一樣，她踏上了找自己的道路。比起小說“李寶莉自己冥思苦想就想通了”，電影對這裡的處理是精妙的：李寶莉來到丈夫自殺的大橋，試圖與冥界的丈夫溝通。這時，一群年輕人要求他拍照，他們毫不在意這個“婆婆”（他們甚至不稱“阿姨”）心不在焉，自顧自地享受美好的大學生活。因此，我認為她同意搬家的動機“覺得小寶也應該有這種美好的生活，自己留在這裡隻是連累了他”隻是借口。她隻是又完成了一次斷裂：從年輕人身上，她第二次發現原來人生還是可以為了自己活，畢竟旁邊的阿姨看起來再傷心，你同樣可以請她幫忙拍照。
...此時，李寶莉最後的同情心終于流向了自己。這時的建建趕來，更讓她明白自己原來還有人愛，盡管面包車一時歇火，就像她還在對這副剛撿到的主體猶豫不決一樣；但面包車還能發動，那麼她也能。
...馬家三人（馬學武、馬母、小寶）在這個以家庭為核心的父權制系統中各司其職。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幾乎沒有為自己的地位自辯，十年如一日地保養這個父權體系的反而是受害者李寶莉。我們可以将這個家庭看成一次父權制實驗，它建構了一種特殊的、非典型的家庭關系，驗證其運行的有效度。這次實驗成功了，它甚至以雙軌制的體制自洽運轉：從金錢關系看，李寶莉是馬氏資本家集團的“打工人”，馬家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價格成本，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投資關系，毋甯說是封建社會的寄生關系；但從家庭結構看，她卻成了這個家裡的“寄生蟲”，情感上的“外人”。
1 馬學武：父權制的幽靈
在馬學武跳江前，這個家庭看上去是一次父權制的颠倒：男性賺錢占據主導地位，卻在家庭關系中對女性惟命是從；女性收入微薄，隻能補貼家用，卻敢僭越自稱“老子”。李寶莉敢這麼幹很大部分是由于這場婚姻的起因本身就并非封建式的媒妁之言，方方設置了幾個女性—男性的對壘“城裡人—鄉下人”“美麗—普通”“文化程度低—文化程度高”“下嫁—上娶”。李寶莉堅信自己除了文化程度低和社會決定的收入少，沒什麼是馬學武比得上的，她有高傲的資本。因此她一次次地打破父權制的自尊，這時的小寶已經自發當起了父權衛士，對每一次父母吵架都站在爸爸那邊。——這時的父權制若隐若現：它在顯性的家庭結構上退場，卻在隐性的意識形态上顯現。
馬學武自殺的原因可以用塗爾幹的《自殺論》作分析：他在書中提出了四種自殺類型：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失範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其中失範型自殺（anomic suicide）是由于社會規範的崩潰或失效，個體無法找到行為的方向和目标。工廠下崗和李寶莉的陰陽怪氣使他失去了生活本就不多的穩定性。尤其在得知舉報人後，他原本的生活規範和價值觀崩潰了。這種社會失範導緻了他對未來的迷茫和絕望，最終選擇自殺。
馬學武跳河了，這個父權制理論上最大的受益者似乎沒沾到一點好處就死了。然而他的榮光從死亡才開始，從小寶把遺照擺在客廳起就顯靈：父權制終于走上了台面。（電影0:58:00）遺照轉移到了李寶莉床上，她隻好把它藏進抽屜。在接下來的一個全知視點鏡頭中，她直面鏡頭，這是她在搬家前最後一次敢于與父權對峙。因為下一秒，就來到了“十年後”。
...如想從理論層面理解父權制象征意義和個人記憶是如何通過物品（如遺照）來傳遞和強化的，本雅明的理論非常适合：本雅明在他的作品中探讨了物品、記憶、曆史的關系，尤其是在《機械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他提到了“靈暈”（aura）的概念，指出在複制技術普及的現代，物品失去了其獨特性和傳統的儀式感。但遺照并非大衆文化的附庸，它同樣是“具有本真性的照片”，因而具有靈暈。尤其是在小寶心目中，遺照不僅僅是馬學武個人的記憶載體，更是父權制這一社會結構在家庭中延續和強化的媒介。遺照的移動和存放方式（從半公共的家庭聚餐到私人的抽屜），象征了李寶莉與父權制之間的緊張關系。
2 馬家祖孫：父權制的衛士
馬家祖孫對待李寶莉的态度是小說和電影出入最大的地方：小說中馬家有小寶、婆婆、公公三人，在馬學武死後基本視其為提款機，幾乎找不到任何主動的善意，甚至在高考等重要時間節點把李寶莉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電影删除了公公這一角色，在新房這個“父權制的瓦解與重建”交雜的男權-女權博弈空間中，描繪“馬學武—李寶莉—小寶”的原子家庭到“馬母—李寶莉—小寶”的三代同堂關系，且馬母對李寶莉态度有所緩和，在小寶鬧脾氣時會打圓場，充當了一定的緩和劑作用。也因此，我認為小說和電影在父權制批判的向度略有差異。
（1）小說版：冷酷的父權制系統
小說被很多讀者批評為“馬家人臉譜化”，因為在他們身上看不到對身為人的李寶莉的一絲同情（除了得知李寶莉為供養生活費賣血時略微收斂外），但這正是方方選擇的叙事策略——換言之，馬家人成了這種純粹的生活叙事中最“符号化”的部分，成為“報應”的能指。正是這種純然的、無來由的、無止境的“折磨”讓李寶莉在心理描寫中一次次自省“為了誰”，又在自我洗腦和母親“忍”字的種種合力下一次次讓步。
随着小寶長大，李寶莉需要賺的錢越來越多，她在家裡待的時間也就越來越短。在高考前她突然回家，想給小寶做頓好飯，卻發現馬家其樂融融，看陌生人一樣地凝視她。這時，單向度情感付出的肥皂泡終于戳破，但對孩子“養兒防老”的希望在高考前尚存。她唯二的爆發（重慶出版社版P154、P185）全是因為小寶“長大了就孝順”的預期完全走偏，但又在小寶兩次基于父權制的回擊中敗下陣（你欺負我爺爺奶奶、父親是因你舉報而死）。這個版本小寶的“不懂事”與公公婆婆的“不理睬”共同組成了一種冷酷的父權制系統。
（2）電影版：僞裝的父權制系統
而電影版放大了小寶和李寶莉的母子矛盾，我們并不知道馬母同小說一樣，在李寶莉挑扁擔養家的日日夜夜中挑撥離間“都是你媽害的”，電影借小寶之口，似乎将這種父權制衛士的主體性賦予小寶自己——他是自己獨立發現父親跳橋的真相，也是獨立地全然否定母愛。這個版本小寶的“我就恨你”與婆婆的“中和劑”形成了另一種披着現代倫理的溫情之皮，實則在馬學武的照片凝視下在場的、僞裝的父權制系統。
當然，父權制的鞏固隻靠李寶莉的自我PUA是不夠的。小寶的“不懂事”無時無刻不讓母親自省“他這麼恨我終究還是我造成的”，學者張瑤精準地指出“小寶對母親的仇恨程度已經超越了任何一種青春期叛逆，他在替父親施行對母親違背夫權的懲罰”。總而言之，李寶莉的“報”“忍”策略、小寶不自覺的欲擒故縱、馬母潛移的推波助瀾共築了這座父權制的牢固寶塔，讓這個本來反叛父權制的新房回歸到和宏觀的“大漢口”一樣的女性地位。
3 小寶：教育的殺威棒
小寶的特殊身份是學生，這意味着他在成長的十年間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即逃離一切社會生産和家庭矛盾，鑽進自己房間這個安樂窩。就算他對建建這個陌生人說幾句髒話，也能因學生身份逃避責任。他從小到大充分運用了自己的特權：在母親嘗試修複母子關系時，他隻需要一句“我在學習”就能堵住一切話語。
李寶莉對馬家的付出始終是單向的，小說中連公公婆婆都沒喊過她“兒媳”，電影最起碼在小寶要求分家時婆婆說了幾句好話。但無論是哪個版本，母子關系都是單向的。但小寶不怕，因為他知道李寶莉是一個沒文化但尊重文化的人，他可以将文化話語權放心交給隸屬于馬家的奶奶。
吊詭的是，李寶莉以及讀者覺得他是利用學生身份對李寶莉吃拿卡要，他卻覺得自己因為學生身份受了李寶莉的委屈，他隐忍直到高考後的兩次大爆發：（小說）第一次，小寶不顧自己700分、可以上清華大學的成績，毅然決然選擇武漢大學，因為這樣可以“讓爺爺奶奶不受你欺負”；第二次，小寶本科畢業選擇就業，因為有了收入來源就能帶着爺爺奶奶住進武昌的别墅，逃離李寶莉的“魔掌”。小寶的這兩次人生重大選擇共同點就是他堅持選擇了旁人看上去一點都不合理的“爛牌”（清華還是武大，就業還是讀研），但他知道自己的選擇兼具必要性和合理性，必要在于李寶莉的供養是馬家的“軟肋”，他不是不願意做寄生蟲，隻是供養的回旋刀早晚有一天要打到他身上；合理在于他的确是個天才，“我要是個人才，在武大讀書也能成才”。
結語
李寶莉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女性在家庭與父權制鬥争中的成長，更是對女性主體性覺醒和傳統父權制力量做博弈的故事。通過仿照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法和巴迪歐的“事件”理論，我們看到李寶莉在兩次重大“事件”中的斷裂和重構：馬學武的自殺和小寶的成長，這些外源性的事件促使李寶莉不斷反思并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借助本雅明的“靈暈”概念，父權制借遺照的象征性在家庭中隐秘而持久的存在。
李寶莉最終的覺醒和重生，象征着她對抗父權制的部分勝利，她拾回了自我，也因為親情放棄了自己應得的居住權、被贍養權。《萬箭穿心》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故事，更是父權制對抗和女性主體性的一次寓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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