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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為什麼奧遜的電影在他的時代不被大多美國人接受：他所表達的内容對美國觀衆來說太複雜了。很巧的一點在于，卡夫卡在生前也僅僅是個“一無是處”的打工人。兩位藝術家都傾向于表達的“人身邊的危險”，雖然方式不一樣（奧遜的語言更絢麗，卡夫卡的語言更平實、冷靜），但前者的鏡頭和後者的文字均都有自己的嚴密邏輯，且蘊含着豐富的母題。
奧遜充分利用了電影時空的自由，将很多鏡頭拼貼組成了新的意義，例如被K被他投訴的警察緊緊抓住，寓意着K在荒誕社會中既痛恨體制的走狗，又對他們抱有同情的矛盾情緒。而在卡夫卡的審判中，這個細節沒有被我抓住；這也側面體現了奧遜對原著的理解。計算機也無疑給影片增加了時代色彩；與此同時，“讓計算機給算算是什麼罪”也是對法律體制最大的嘲諷，同時似乎也是對計算機的嘲諷（它終将成為統治者掌控人的機器）。
視覺上，奧遜營造出了一如既往的萬花筒式體驗。室外極空曠，鏡頭盡量保持不動或緩慢移動，使得一切事物看起來都是靜止的；同時，建築物很高，很壓人。而室内是陰森、擁擠的。尤其是在畫家工作室中，稀疏的木闆透過一道道光線，也将人物通體切割；孩子與生俱來或是被社會灌輸的一種傻氣，以及透過縫隙窺探、打量K的眼神更是侵占了K的安全距離。而奧遜眼神特寫鏡頭（他的拿手好戲）以及快速的剪輯（同樣也是他擅長的領域）達成一種瘋癫的氛圍。奧遜無疑是用電影的方式，将電影——基本無法做到完全第一人稱視角叙述的藝術形式——中的人物的心理外部化。
如同卡夫卡的所有著作，也如同他的人生，上班肯定是頭等大事；這也體現了K這個角色仍是“社會的一部分”。雖然有自己的觀點，但首要任務仍是保住工作，并且還想着把畫挂在辦公室中。這是每一代人共同的煩惱：雖然有不滿，但還得幹不滿的事。
奧遜扮演的律師仍舊是他所述的“類似皇帝”的角色，也同樣的具有神性。我認為之所以奧遜這麼說，是因為他的所有角色都有做皇帝的資本：因養父的身份以及自己打下的半壁江山而“做自己”的凱恩、高智商犯罪的Harry（第三人）、以及審判中絲毫不怕丢掉工作的律師。卡夫卡的原著給我的感覺更加貼近“人”本身，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被監視的恐懼、自我在社會中生存的頑強。原著的K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并用邏輯佐證自己的想法，最終是死在了沒有邏輯的社會手中。而奧遜的版本側重社會的人的異化，更像是人在體制中的探索，最終依舊是被體制玩弄，直至瘋癫。但後者依舊是超越時代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玩法，社會會把人囚禁在五花八門的玩法之中。而也總有人喜歡在遊戲中玩耍，所以這個世界并沒有瘋。
影片較遺憾的點在于K最後和法官以及神父的對話，太過直白地闡明奧遜想表達的東西。尤其是K和法律之門的疊印，喪失了原著中這一寓言出現在紙上時的那種震撼、超然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