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中關于艾瑪斯通所扮演的女主人公貝拉·巴克斯特，與其說她是社會性别意義上的女性，不如說她是純粹物質層面上的女體（身體）。


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經曆了著名的“文化轉向”，以朱迪斯巴特勒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性别僅僅是一種操演，并非根植于自然差異，并且遵循着一整套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構建的規範、模式和期待。強調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解構與重建中追求女性平等、自由。性别建構理論對精神分析的過度依賴導緻了對身體、自然和物質的忽視。


在後人類時代的今天，物質與非物質，生命與無機，人與非人，社會與自然的界限漸漸模糊，同樣在電影裡，我們看到了各種不同物質之間的連接，女主人公科學怪人式的“父親”、豬與雞、鴨與羊、狗與雞的混合物。我們需要一種不同于精神分析的理論路徑，關注到物質與自然的流變。“如果說女性經常被等同于身體、自然和物質，那麼把社會性别的重建看作逃離生理性别牢籠的途徑仍然是在重複男權邏輯。”


在電影《可憐的東西》裡，女主貝拉·巴克斯特是科學的受造物，嬰兒的大腦被植入成熟的女體，電影所展現的正是這具女體的自覺自知，身體是關聯與變動中的集合體，而連接着身體與身體的正是内在的欲望。貝拉·巴克斯特正是在各種身體欲望中，食欲、性欲、求知欲，在與各種物質的碰撞中，和各種身體的結合中，生成出了她自身。


電影中貝拉·巴克斯特與德勒茲概念中的情動主體十分相似。德勒茲的情動主體脫胎于斯賓諾莎的理論，斯賓諾莎認為身體與心靈都有能動性，并用這種能動的強度去重新界定人的本質，德勒茲将這種“強度”運用在情感層面，情感是物質性存在，它以身體的感覺、觸覺、感發、觸發為基礎。用“情動”去界定主體，那麼傳統二元論式的劃分就不再适用，這确定了一種新的分類，并取消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劃分。所以，在這裡，女主人公很難被一種簡單的二元論去界定，她既非女性也非成人，更非動物，隻是一個在承受不同情動力量的情動主體。


這樣的情動主體在倫理層面的實踐會起到颠覆的效果。德勒茲認為：“重要的是：一個身體能做什麼？……這完全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首先是一個物理的問題，即作為身體和靈魂的問題。”就像在電影裡，女主人公不停得對身體做各種嘗試，去做妓女，因此颠覆了舊世的種種倫理道德，在男人眼裡變成不守貞潔的怪物，讓很多觀衆的觀感也産生不适。然而在斯賓諾莎和德勒茲眼裡，他們不在乎道德，甚至是非道德的，和尼采一樣，他們用力的增加與減弱去構建新倫理而不是舊道德，為朝向一種新的标準而努力，重要的是身體能做什麼，而不是應該做什麼。作為倫理的情動會調動一些遙遠的關系，它期待超越當下的邏輯并在各種複雜因素之間建立聯系和關系，可能你在陷入愛河時，會學會新的語言，陷入愛河與學習新語言有什麼關系？大概就是情動發生了作用。


電影《可憐的東西》結尾，貝拉·巴克斯特的前夫，有着變态支配欲的軍官，被植入羊腦，通過一種新的生成，野獸被轉換成食草的動物，而貝拉·巴克斯特正準備着解刨學的考試，繼承“父親”古德的事業，将新的生成貫徹到底。


《可憐的東西》僅僅是一個包裝精緻的後人類主義寓言，與《芭比》面對資本主義産業運作的無能一樣，《可憐的東西》在面對電影自身精緻的建構，各種噱頭的拼貼也同樣無能，導演隻能講述新倫理，并不能建構新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