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考夫曼在這個年代的劇作很難不聯想到其受到朱迪斯·巴特勒的協同表演理論的影響。翻了下外網居然也幾乎沒有從這個視角分析的。
黑格爾認為欲望總是一種對承認的欲求，Craig借木偶表演操縱Malkovich的意識收回承認達成欲望，激活自己的gender，而Lotte則是賦予承認來undo自我性别認同，兩人之間權力運作借以Hole來實現，意識平面便成為極端-消解自我的規範場。
若延伸性别是自我的一種規範性約束，那麼自我成為一種制造——被不間斷地開展的活動且時而不為自我所知/不由自我做主，它也并不因此就變成了一種自動/機械之物。相反它是處于限制性場景中的一種即興實踐，如同Craig的木偶隐喻。
一個人并不是單獨制造自我的，而總是與别人一起或是為了别人而制造，即使這樣一個“别人”隻是想象出來的，故最後兩女主闖入Malkovich潛意識破壞并重建關系規範。
而Craig的自我從一開始就是來自于自身之外，處在超越了他自身的社會性裡。在這樣的社會性裡自我是不存在的，隻能再度寄生小女孩窺探他人。
于是我們在《東京！》卡拉克斯導演的第二個故事中看到，怪人男主語言退行後也進行身體政治的表達——象征系統建構社會規範，身體不斷引用自己從而表演出戴面具的主體。
人的概念是經曆了時間通過文化翻譯才建立起來的，而這種翻譯不是兩種封閉的、相異的、自成一體的語言之間的翻譯。它會迫使每種語言發生改變以理解另一種語言，而這種理解發生于已知的事物的邊緣，并将成為倫理和社會轉化的發生場所。
當Merde隻有身體表演作為未知語言來翻譯，便造成一種崇拜喪失，一種政治迷亂。
這與本片想表達的Craig自我迷失與Malkovich式生活崇拜不謀而合。
而另一層面，故事中角色們（除Malkovich外）都在尋求主體之間相互承認的可能性——即被需要。尤其女主實際上在通過投射來消滅他者的他者性，而這種承認隻是一種規範性理想。
“消解對性與性别生活的那種極具約束力的規範性概念，會意味着什麼。與此同時，這些文章也關注這種被消解的經曆的好處與壞處。有時候，一種規範性的性别概念可能會消解一個人的人格、損害他/她以可行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的能力。也有的時候，那種規範性的約束的消解經曆可能會消解一種已經建立起來了的、關于一個人究竟是誰的概念。這種消解過程會帶來一個新的概念，一個以争取生活的更大适宜性為目标的概念。”
